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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春天在队里插秧,因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收工时跑在前头,在这个队工作的供锁社干部林某说她迟到早归,对她拳打脚踢,当场被打倒在地,滚下水圳,湿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数月的小孩因没奶吃不久也死了。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某仅1960年1-3月,就殴打群众70人,其中,打死1人,被迫致死1人。为什么这个公社的干部这么残酷地打人呢?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某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他认为能打人的干部立场稳,干劲大。
毁民房,建新村。1959年10月,以朱某为首的公社党委决定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共拆民房105户、932间、粮仓一座、大祠堂18座,总面积2万平方米。上围是过去地主集中地,是始兴县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砖、石墙。朱某要求群众一天搬完,四天拆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他们用180斤炸药、360个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由于天气寒冷,防寒烤火,焚毁了大量的木材,大量物品被毁。被拆掉住房的群众,有的住牛栏,有的住粪寮,有的住烂屋。在建新村的过程中,规定每天评出下游队。下游队的人被罚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评不出下游队就由队长顶替。不下班不准社员回家,不开工的不开饭,不积极的扣饭。病号不准请病假,只吃二两米。吃饭只准五分钟,吃不完的不准吃。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公社党委书记邓某公开号召:“懒婆懒汉,不积极不听话的,可以罚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负责,打死他当掉了一片树叶。”他亲手打了14人。
1959年下半年以来,多数大队主要劳动力一餐吃2两米,二、三等劳动力一餐吃2两、1两半米,少的只吃7-8钱米。很多食堂长期“盐水挂帅”(饥饿无奈时喝淡盐水),公社党委会上有的委员提出请求县委拨粮食,朱某说:“谁不要脸谁去县委要粮食!”1959冬和1960春之间,粮食最紧张时,朱某擅自决定全公社停发口粮一个月,公社留下8万担粮食不下发,要社员自己解决。本来粮食和食油指标很低,又层层剋扣,1959年9月,县委发给这个公社口粮1000担,公社全部扣下作“工业用粮”。1959年12月,全公社口粮41619担,到12月底只发下41200担,扣下419担,1960年2月,县里发下粮食43337担,公社又扣下3646担,先后扣下社员口粮5065担。公社党委还把1959年各大队卖粮款60多万元全部扣下,一文不发,致使全公社一年没有发工资,社员有病也没钱治。
在南雄县始兴公社,社员饿死,干部却大吃大喝。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这个大队群众说:“大队干部是老虎,小队干部是老鼠,社员挨饿成瘦猴。”公社党委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广东省的饥荒不仅发生在罗定、南雄、高要等县,在其它地方也有发生。1960年底,广东省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从各县的会议报告中都透露了“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
五、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文昌县在海南岛,当时属广东省。这里是宋庆龄的老家,从这里崛起了对中国近代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宋氏家族。
1960年12月26日到1961的1月6日,文昌县召开了2718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
三年来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量19270多万斤,1958年比1957年减产11%,1959年比1958年减产11%,1960又比1959年减产11%,三年累计减产33%。粮食减产引发畜牧业减产,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年死亡人数275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8%,1958死亡率为1。2%,1959年为2。4%,1960年为2。1%,三年一共死亡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众体质很差。直到1960年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锦山公社下溪坡大队还有水肿病人43人,妇女病(闭经、子宫下垂等因挨饿而致的妇女病)301人,瘦弱病88人。
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风”的危害。事实证明,凡是一向列为重点的社队共产风最厉害,共产风刮得越厉害,损失越重,死人越多。为什么文昌的共产风一刮再刮,没有间断,再且越刮越厉害呢?
一是急于建立共产主义新村,消灭城乡差别。在农村实行“五大集中”:村庄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粮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这五大集中使农民住房被毁,树木被砍,夫妻母子分开,家庭被拆散,损失巨大。人集中后没有房子住,就10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卫生不好,病人增多。猪牛鸭集中时,杀的杀,卖的卖,集中到公社或大队牧场后,一时饲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粮食集中后挖尽了农民的家底,吃了几个月的干饭,先松后紧,种子吃完。干活大集中,天天放”卫星”,大兵团作战,几百人、几千人在一个坑里搞生产,劳动力大浪费,粮食大减产。蓬莱公社高金大队第五小队村并村时,四天不出工,在家杀鸡杀猪煮干饭,摆酒席,大吃一场然后出村。过了一段时间返回原村时,连种苗也找不到。清*公社迈号大队湖保堀小队并村后粮食、牲畜、农具全被“共产风”,刮光,全村一片荒芜,1959年,这个小队死亡人口占全大队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有制过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过渡,而到了县里,就变成了越快越好。县里干部认为迟早总得过一次,迟不如早好,干脆来个抢先过渡竞赛。在过渡竞赛会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内完成过渡任务的30%,三个月实行基本公社所有制。这样,各公社就无偿抽调大队的土地、耕牛、劳动力、农具、种苗、家禽、牲畜,吞并大队的畜牧场、农具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很快倾家荡产,农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难毫无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名义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等。1958年下半年抽调6万人上山搞钢铁,1959年抽调7万人搞深翻土地,又抽5万人到水利工地。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粮食减产。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粮食。
四是高指标。地区党委提出搞千斤亩运动,到了县里加码为万斤亩运动,到了公社、大队,变成了二万斤亩、三万斤亩甚至十万斤亩。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2。811亿斤,实际只有1。728亿斤,多报了62%;1959年上报2。32亿斤,实际只有1。55亿斤,多报了49%;1960年少报了一些,但还是偏高。
五是生产上瞎指挥。种什么品种怎么种,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不仅农民没有发言权,连生产队干部也没有发言权。如搞高度密植,不按农时季节生产。农民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却不让农民说话,发点牢骚就要挨批判。
六、江门市郊的哀嚎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江门市郊区的情况。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区情况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1961年1月21日提交的《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称,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作出的初步统计,郊区三年来死亡723人死亡率是:1958年0。86%,1959年1%,1960年1。25%。目前郊区还有水肿病人56人,妇女病89人。
岭南真是化外天地,到1958年还有单干农户(即没有加入集体经济的农户)。上述报告披露,即使在岭南,这些单干农民也是很难生存的。1958年,江门市郊区党委组织一次生产大评比,同时带着一批单干农民(其中一部分是贫下中农)游行示众。从这个小队到那一个小队,组织社员出来观看并参加斗争。当队伍到达白沙大队陈屋村时,公社党委书记命令全部单干农民跪下来,头要向天,膝要着地,腰要直,让组织来的社员和他们“辩论”。公社党委书记问单干黄长培(贫农):“你为什么插田不插直?”还没等陈回答,就一个巴掌打过去。然后又抓住另一单干农民甘旺的头发:“你为什么不车水插田?”又一巴掌打过去,打得甘满脸流血。由于公社领导带头打,其他人也跟着打。公社书记对郊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