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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社员黄龙富因有水肿病不能挑得太多，黄均仔给他停开两餐饭。他又饿又累又冷，晕倒在地当场死亡。临死前说：“我今天是死在你＊＊仔手上，看你怎么下台。”黄＊＊回答说：“死你两个算一双！”不到两个月，黄龙富的儿了也死了，妻子改嫁，家破人亡。
抓“恶鬼”
饥死人的情况出现以后，县就将责任推给农村基层干部。
1960年4月30日，由高要县委将由下放干部组成的“公路绿化专业队”一行70多人（黄东文是其中的一员）集中到县委，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讲话。部长说：“现在全县有一部分公社因为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造成种种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亡严重，特别是莲塘公社，情况十分严重，县委已派去工作组，对公社党委进行整顿。县委决定撤销公路绿化专业队，全体队员改为抓生活治病专业队，集中到莲塘公社，具体任务就是整顿食堂，抢救病人。”部长还一再强调：“莲塘公社党委已经烂掉了，你们到莲塘后，归县委工作组领导。”5月1日，全体下放干部到了莲塘公社。才得知调到莲塘公社两个月的杨希明和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害死了大批贫下中农”，两人都被开除党藉，开除公职，判了刑。7月，公社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在会上讲话说：“今天这个大会是捉鬼会！近几个月来，莲塘公社发生了那么多种病，就因为有鬼！水肿鬼，闭经鬼，肝炎鬼，马骝湿鬼。。。。。。都有！鬼在哪里啊？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这些鬼都捉了，种种病都会好，就不再死那么多人了！”下午，县长宣布“莲塘死人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被捉的“鬼”共有48名。第一名是公社党委书记王北水，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留在公社继续抓生活和治病工作。其实王北水在莲塘任书记只3个月，在此期间还拯救了数以千计的濒危病人。受处理后的第二天大清早就出门走访了5个大队检查病人情况，直到晚上1点才回家。受处理的干部，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非党团员撤销职务。下放干部中有两个人当“鬼”被捉：一个是温贯大队队长陈介忠，因为这个大队是莲塘死人最多的大队，另一个是张子尧，马来西亚归侨，原南方大学学生，他在给病人熬牛骨汤，为了调味尝了一点，说他偷吃，被开除团籍。
除莲塘公社以外，其它死人较多的公社也进行了“捉鬼运动”，全县一共捉了200多个。
过了半个月，地委工作来了，主要是了解1958年稻谷产量的真实情况和群众对县委大批处理干部的意见。又过了几天，地委召开会议，宣布县委大批处理干部是错误的，分别恢复了48人的党籍、团籍和公职。放卫星演变成捉鬼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四、南雄之灾
广东省南雄县始兴公社也是一个饿死人较多的地方。地委工作组郑群、成家英、张乐民1960年7月31日提供的《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违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据地委工作组在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并在其中6个大队反复查对后统计，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止，共死亡2016人占原有人口20819人的9。9％。1959年死亡率（死亡人数／原有总人口数）是：周所大队为9。9％，南山大队为7。8％，黄所大队6。5％，上升大队5。5％；1960年死亡率是：黄所大队6。9％，南山大队5。2％，周所大队5％。死亡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其中1959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53。7％，1960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46。7％。黄所大队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440人（其中1959年死亡217人，1960年死亡223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2％，其中全家死绝的有5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9户。罗坡小队42户人家死亡40人，占原有总人口229人的17。5％其中全家死绝的2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2户。这10个大队除了上述死亡以外，还有水肿病人570人，妇女闭经495人，子宫下垂379人。
此外，未经地委工作组调查、而在6月26日始兴片（原始兴公社）总结三反整社会上揭发出来的死人情况也十分严重。全公社统计（上述10个大队在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5070人（1959年死亡3075人，1960年死亡2035人），占全社原有人口83977人的5。91％。其中男2591人，女2479人。按阶级成份分：贫农3154人，中农1400人，富农305人，地主211人。从年龄结构看，1－15岁1394人，16－40岁668人，41－50岁629人，51－60岁901人，60岁以上1478人。
死亡原因：据被调查的6个大队死亡的1580人分析，被打成重伤死亡42人，被斗、打罚而被迫死亡的17人，水肿病死的553人，干瘦死的129人，老弱死亡199人， 婴儿死亡32人，麻疹病死亡78人，心脏病死亡120人，痢疾死亡40人。
死亡时间：1959年1月140，2月192人，3月328人，4月316人，5月257，6月245人，7月240人，8月342人，9月240人，10月224人，11月237人，12月274人；1960年1月318人，2月400人，3月600人，4月379人，5月338人。
由于饥饿，1959年很少出生人，1960年几乎没有出生。
始兴公社干部打骂刑罚群众成风。上至公社党委，下至包产队，上级打下级，干部打群众，处罚的形式无奇不有，残忍至极，如：捆绑、罚跪、罚立正、吊打、电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泼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枪毙、戴高帽游街示众、设劳改队、罚劳役、罚款、没收财产等。
据6月下旬南雄县委召开的始兴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揭发，犯有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干部，1959年有508人，占干部总数的17。6％。受捆绑吊打等恶刑折磨的群众1118人；1960年1－5月违法乱纪干部有725人，占干部总数的25％，受捆绑吊打的群众2038人，其中有名字登记当场打死的1 人，被打伤后死的有53人，被迫死亡的20人，被连续扣粮食指标而饿死的21人，共95人。其中贫农60人，中农19人，富农3人，地主13人。
另据地委工作组对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自1959年以来，这10 个大队殴打、捆绑过群众的干部有328人，占干部总数的43％，受摧残的群众1069人，占这10个大队社员总数18803人的5。9％，其中当场被打死的1人，打成重伤后死亡的49人，被打罚被迫致死的20人，共70人。
地委工作组对南山、寨头、周所、石下、黄所、上升6个大队被打死、逼死的59人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五保户、10岁小孩，也有70多岁的老人。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被捆绑丢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丈夫被打死妻子改嫁，有的父母或儿子被打死剩下孤老或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3月，上升打队现役军人家属陈美伦因饥饿偷了一些青菜，被大队总支副书记郑某和队长李某打成重伤后拖入黑屋锁上，当晚死亡。这个大队的东头坪小队贫农军属刘宏富因患水肿病要求队长配点花生煲药治疗，队长不准，他就去田里挖了一点花生。被治保主任发现，捉去打成重伤吐血死亡。高昌大队刘庆辉，70多岁，队长张某怀疑他偷鸡，将他的胡子拔了一半并且打成重伤，然后两餐不给饭吃，又罚他挑塘泥，开夜工，两天后自杀身亡。该队社员林志弟夫妇被大队长怀疑偷鸡，打成重伤致死，留下一个11岁小孩和81岁老母。东风大队中农社员曾顺霞，19岁，因饥饿有点小偷行为，被大队长曾某多次召开群众会斗争、拷打，又扣口粮，被迫偷青菜。1960年3月一个晚上，曾某将曾顺霞用绳子捆绑丢到河里活活淹死。黄所大队贫农小孩丘生俚，12岁，因被扣口粮，被迫偷了一点花生芽，被包产队长丘某严刑拷打，用木棍打断左手，用石头砸破10个手指，还用刀割去一个指头，打成重伤后几天内死亡。该大队黄屋小队队长芦某，全队社员几乎全被她打过，连她叔父也被她扭着耳朵让其跪下，直接被她打成重伤致死的有4人。南山大队队长张某，自1959年以来，亲手殴打群众36人，其中被打成重伤而致死的4人，被迫致死1人。寨头大队女社员龚富园，1960年春天在队里插秧，因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收工时跑在前头，在这个队工作的供锁社干部林某说她迟到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