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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现在很难了解当年死人的具体情况，只能从档案中了解过去。1961年1月，凤阳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目的是纠正“五风”，会上发动参加者“大鸣大放”，揭露问题。会议由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主持，开得严肃紧张，会上发言的有90％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泪。现摘录1961年1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如下：
总铺公社鹿塘大队张洼小队社员代表王庭华质问副县长宋兆银说：“58年你带我们去官沟水库去挖干渠，饭都不给吃，还叫五天五夜不睡觉，哪个能吃得消？去年，我们村饿死了一二百人，县长你知道吗？”
总铺公社国光大队社员代表说：“县委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死了人不敢反映，我们庄300多人就死了87个，说起来真痛心哪！”
殷涧公社凤阳山大队占家小队支部书记武善兰说：“60年春天，县委给群众吃的山芋干，由于已经变质，苦味难闻，群众说是吃汤药。结果加剧了浮肿病，4月份仅10天时间就死了27人。”
武店公社党委书记万德元说：“59年在武店开烤烟现场会，县委明知道没有这么多烟叶，硬说有。县委书记处书记董安春让一个驮子的烟分三个驴了驮，显得烟卖得多。他还布置，对饿得脸色不好的社员要看紧，不让他们上街，免得让外面知道。饿死的人要埋3尺，上面还要种上庄稼。”
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代表李金明说：“1959年我们收35000斤粮食，叫征购58000斤，结果我们交33000斤，社员只吃2000斤。真的没有粮食了，群众吃麻叶子，什么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汇报：我们没有吃的了。他说我带头闹粮，要开除我的党籍。结果我们280人，死后还剩170 人。我家5口人，死掉4个，就剩下我自己，你叫哪个不痛心”
武店公社全心大队代表说：“1959年秋，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们那检查工作，还向干部说：目前是大好形势。我们队原有2500多人，现在只剩1300多人，死那么多，我们向董安春汇报，他还说我们玩花样。我们带他去看死人 ，他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
曹店公社和平大队社员代表王夕周说；“这两年尽说鬼话，以上压下。58年谁讲真话就揪谁。这两年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以小报大的结果。报的都是千斤田、万斤田，这颳的是鬼头风，颳一年人都死光蛋了。我们那里北山下有一户叫曹玉乐的，一家34口人，就死了30人，只剩下4人。曹泽祥死了没人埋，耳朵被老鼠吃掉了。”
黄湾公社荷花大队生产组长杨大松说：“59年我们队实际只有2000斤粮食，大队干部周友香硬叫我们报10000斤，我说没有这么多，就说我思想右倾，批我两天。结果，我们庄子原来582人，死了80多人。”张湾小队支部书记崔厚军补充说：“大队书记周友香不准白天埋死人，说影响不好。有一次，黄德良替人家抬了一个死人，就批斗他两天。”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总支书记王焕业说：“60年春天，工作组钱轩家里死了11口人。开始死人时家里来人送信，他摇摇手，不让讲，带几个钱回去处理就算了。最后只剩3个人，实在没办法了，就请示领导把3个孩子户口粮油关系迁到机关来。请示再请示，到批准时，3个孩了也饿死了。他因此精神失常。”
板桥工作组张玉朴说：“张牙庄原来42个劳动力，现在很少了。我母亲死了，老百姓吃代食品屙不出屎，屎带血，用草棍捅。我回单位向检察长反映，说我反三大万岁，诬蔑人民公社，斗我三天，写了6份检查。要不是徐部长，就把我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1960年春天，我家5口人都死了，我就带出一个小孩来。死了哪敢讲，就说病死了算了，只好睁眼倒瞎霉。”
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合作化带头人陈学梦在会上发言说：“今年（1960）春天，生活困难，顿顿饭都不离草。王家湖有37户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现在每户只有一个少老子无娘的孤儿。小孩子们看到我说：老主任，我们家大人都见不到你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看看你，多痛心，多凄惨哪”
考城大队代表王家凤说：“我家20口人，去年（1960）死掉10口。我的4岁的小孩有一天对他娘说：‘把我送走吧，再过几天我就要饿死了’”
府城公社红旗大队生产组长陈守先说：“60年春天，光蔡庄一个地方就死80多人。当地干部还组织一个送病专业队，专门抬人。”武店公社今天在会上发言13人，就有4个伤心痛哭。考城大队社员代表王家来说：“我们大队原有5000人，现在只3200人。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人。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到处有劝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没有粮票，到哪里也没饭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我家6口人，死掉4口，还有两口人。我是最后一个喂牛的，快要接上夏收，才没有死，12个喂牛的人都死了。”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了。
武店公社光明大队姚营生产队社员代表姚继山说：“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好，就是凤阳县委不好。58年秋种每亩地下种四五十斤，甚至几百斤，结果搞的不能收。59年没有粮食硬叫报，没有办法就报空。说这里有几千斤，那里还有几千斤。报过不算还要兑现，朝屌上兑！我们光明原有1630多人，死了800多人。姚正会家饿急了扒死小孩吃。人心都是肉做的，眼泪往肚里流。这都是县委一手造成的，破坏党和毛主席的名誉。”
殷涧公社社员代表发言指出他那里饥荒的严重情况，殷山生产队，原来有217人，一冬春就死了95人，小殷家一个庄子39人就死了22人，夏黄小组原来70多人，死了48人。
曹店公社中心大队上宋小队耿沈小组社员代表耿＊说：“今春上（指1960年）上宋小组劳动力死得太多了，没有人埋，从我们耿沈抽人去埋。我们埋了半天只埋5人。这么惨的事由谁负责呀？我看主要是县委。” 府城公社社员代表洪冠群说：“金传之因偷几只山羊，队长葛＊＊不给饭吃，全家四口人被活活饿死。”杨学群（小队书记）说：“马玉新生病还叫犁田，跟不上犁说是装病，结果被绑打，扣饭致死。她死在家里没人知道，小孩还趴在身上吃奶，三天没吃着也饿死了。”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社员代表宫学仁说；“我们宫李家80户不到，就死掉59人，牛、驴死光了，房屋倒塌50多间，全队1400多亩田，去年就荒掉1000亩。干部还像活阎王一样，排着队打社员，哪有百姓过的日子！” 山河大队1958年有5536人，现在只有2970人，其中死亡1558人，占总人口的28。1％；劳力下降1375个，占整半劳力的48。8％。
武店公社凤龙大队生产组长唐秀棋说：“60年我们那里死人很多，小唐家死了一半，门西、武庄两地，一家一家全死光了。现在我们那里犁田的都是小孩。”
与会代表还揭露了大量惨无人道的事实。大溪河大队郑山生产队社员常介翠的母亲有病（饿病），找生产组长花某要点面给母亲吃，花说：“还给她饭吃？都快要死了。还不如趁犁田人中午没回来给她埋了算了。”常不同意，花说：“你不同意就死在家里，埋在家里。”常没办法，只好把没断气的母亲埋掉。
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恶劣的是黄湾公社张湾小队规定死了人不仅不准戴白布，还叫人披红！
由于死人太多，留下了大量的孤儿。据不完全统计，1961年底全县孤儿2389人，其中男1493人，女906人。以年龄分：13岁48人，46岁296人，79岁798人，1015岁124人。孤儿已收容247人，未收容1964人。孤老1527人，其中男658人，女869人。按年龄分：60 －65岁910人，66 －70岁359人，70岁以上258人。孤老已收容258人，未收容1269人。1962年全县有孤儿3304人。其中：公社收养702人，大队收养704人，群众代养908人，单独生活990人。有在大人死了，小孩子没有死，睡在死人怀里一两天。
从1959件到1960年，全县发现了不少人吃人的事件，有记载的就有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