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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饿死多人，惨不忍睹。
1959年1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送上《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1959年2月，《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的粮食工作。” 这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2月22日、28日，毛泽东先后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全国掀起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
1959年2月27－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
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值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1959年3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1958年冬到1959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4月17日作了批示：一、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内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实际上，从1958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
1959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1959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农业方面，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上不去。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第四条中提出要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并重，对私人养猪要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同一天，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
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央政治局建议：1959年的钢产量应降为1300万吨，获得批准。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稿》，再一次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问题。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
第一阶段是“神仙会”，主要是反左气氛。7月14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向彭德怀发起反击。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展开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1959年8月中至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有上千万的干部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报告，报告谎称粮食紧张的问题已得到了彻底解决，保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市场好转等，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
1959年10月，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1960年 1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 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个生产队中，有 11159户被抄家搜查， 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人之多。后称“寿阳事件”。
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因饥饿而死亡的农民超过一百万人。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阳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被称为“通渭问题”。
1959年，国家出口粮食415．75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这些“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这一年进口粮食折合原粮只有0．2万吨。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1960年1月到8月，广东省罗定县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称为“罗定事件”。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浮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
1960年春，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现象也有发生。成为惊动北京的“遵义事件”。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这个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1960年3月4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的话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自留地。此时，贵州省的农民正在大批饥死。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
1960年3月24－25日，毛泽东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讨论了十七个问题，如：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今年全国80％的人在食堂里吃饭；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钢铁要依靠“小洋群”，还要搞“小土铁路”、“小洋铁路”；农业发展纲要提前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