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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用蒋正华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计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万的结果。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为什么蒋正华同一种方法得出三组不同的数据？为什么提出与前一组数据不同的数据时，不作为什么不同的说明？为什么用他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都远远超过他的1700万的结论？2002年6月我曾就此写信向蒋正华求教，他没有答复。此时，我冒昧猜测，蒋正华最早用《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多，就提出了后两组数据。后两组数据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减少非正常死亡数，从而减少政治风险。他发表的三组数据中，官方性最浓的《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他做的毕竟是国家下达的课题啊！
我不愿意停留在猜测上，2005年6月再一次将三年以前的信寄给蒋正华，10月19日，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写，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签，信签抬头是黑字，显然发给我的是复印件）。为了供读者研究，现将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继绳同志：
收到来函，以事烦未即复为歉。
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外国学者对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推算是以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与1964年前后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为基准，估计其间正常死亡率水平，与实际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数。这样的估计有两个最大的误差，第一，每个年龄人口死亡率不同，采用总死亡率不能考虑到1957年到1964年中国不同年龄人口死亡率变化模式的影响。当时的死亡率水平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较快，其它年龄段死亡率变化较少，或基本不变。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对较多，因为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条件冲击较为严重，逃离最不利的环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学者获得的计算结果高于实际。我们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获得了很好的数据，在第四、五两次人口普查后，我们都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两次普查数据质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认为可利用的详尽的死亡率分年龄资料仍以这次最可靠。我们利用1982年数据构建了年龄别的生命表，并利用优化拟合的回推技术，再现了历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据此计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与非正常死亡率之差从方法学而言比外国学者更加严密，我们的优势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观个人数据。
三组数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优化拟合回推时，需要采取历史上的时点的基准数，优化技术也可以有总体优化和年龄组优化的不同准则。历史上的基点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后的平均值为准，也可以对每一年的死亡率都进行拟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学报上发表的就是采用总体优化和时点基准计算的结果，年鉴数据发表时，我们已经用总体拟合了历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结构就有了变化。“中国人口。总论”的数字计算中，我们在优化技术上又进行了改进，采取了分年龄组的优化方法，从方法学上看是最严密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推荐你作为参考的基准。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三次计算相差不过200万左右，1700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
以上情况供您参考，您在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顺祝
秋安
蒋正华 17／10，2005
蒋正华的回信没有完全解释我的疑惑。蒋正华说用三组数据计算的结果相差不过200万人，我在上面用三数字分别计算的结果的差异显然超出了200万。他说三组数字其所以不同，是因为对数字不同的的“优化”。蒋正华的“优化”的技术的问题，人口统计学者会作出科学的评判。三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的1700万为国内的主流所接受，被视为权威数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饥荒人口减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他认为：
一， 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年底人口数
二， 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该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 ×前一年底人口数
由于没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将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发生大饥荒，死亡率应当是逐年下降的，选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会低估正常死亡率，从而不会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认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62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由于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个公式计算。
丁抒计算的结果是，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3500万人。这个数是以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为依据的计算结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总人口数据，因为统计局公布的年底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互相矛盾。但他认为他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比较可信。他同意金辉的判断：“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而人口增长率就是他们保留的真实数据。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长率为依据，推算出则非正常死亡为4400万。（丁抒：《人祸》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丁先生远在国外，他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他的叙述中，对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形成过程不甚了解，还相信什么“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我觉得其计算结果不可靠，只能作参考。
金辉的研究
上海的金辉先生也提出了一个数字。1993年，金辉先生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金辉先生虽然计算方法不同，但还是用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并没有对数据进行修正，他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陈一咨的数据
＇英＇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一书中透露，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曾告诉他，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这份资料的准确性得不到检验，迄今少为人引用。
曹树基的研究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他的作法是，采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定各地灾前灾后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体作法是：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