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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说明： 57－59年，58－59年，59－60年 三个年度购销数字中包括周转粮和品种兑换，60－61年度和61－62年度不包括。财政供给是指军粮。
高征购指标下达以后，农民算计了一下，按这个指标，口粮、饲料、种子都没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产队的确私下藏了一些粮食，但数量不多。中央和省级干部过高地估计了这个数量，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还不相信没有粮食。有了这个错误的估计，中央和各省还继续加大粮食征购力度，征购指标一斤不能少。征购任务的沉重压力，上级对征购期限的紧迫要求，基层干部也顾不得按毛泽东所要求的从所有制上、从政策上做工作，通过反瞒产私分对农民的暴力掠夺是一条捷径。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政治压力。可怜的中国农民，在深受饥饿的拆磨的同时，又遭受反瞒产私分的暴力摧残。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的章节中，对反瞒产私分中出现的惨状进行了描述，这里再补充两个案例：
1959年，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打残病死1人。县委第一书记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的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详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1959年12月9日，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先打第一线（管区支书、大队长、会计、保管），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中农”的主张。现场会上吊打7人，其中1 人当场打死。会后，区、乡先后召开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1179名干部被撤职。
辽宁省铁岭汎河公社在查粮挖粮过程中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某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把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斗争得尿撒在裤子里。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安某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70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动”，送县公安局押了15天。购粮干部魏某（县农委股长）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魏亲自用脚踢，还游街一天，刘被迫自杀，刘的老婆也逼疯了。魏在老河生产队开大会动员群众交粮时，叫社员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学着日本人的腔调训话：“你们把粮食统统地拿来，粮食大大的有！”会后领着30多人到各家搜粮。公社秘书李兴民，在城南堡生产队立公堂，审讯逼粮。在1959年购粮过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88人，被“辩论”的112人。
农民本来没有粮食，反瞒产私分是反不出粮食来的。到1959年初夏，中共中央才承认粮食真的紧张，但不否认1958年的大增产。4月19日，李先念在中央电话会议上说；“今年的特点是大增产也大紧张”，他认为1958－1959年度粮食产量还是比上一年度增长了35％（上一年度的产量为3898亿斤，增长35％即5262亿斤）。他说，国家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5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连360亿斤的最低线也保不住了，是统购统销以来库存最少的一年。
为了证明农民手中还有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又以科学为证。1959年9月25日，钱学森又在《知识与力量》8、9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7。8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3。9万斤。
1959－1960粮食年度，还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
六、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1959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了15％。但当时继续头脑发热，认为粮食总产量将达5500亿斤。1959年11月2日，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他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个数字后说：“在整个非常好的经济形势下，粮食形势也好得很。”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向中央提供了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历年城乡粮食销售情况和历年国家粮食收支情况，建议把1959－1960年的粮食产量定为5000亿斤，征购指标定为1150亿斤，销售指标定为855亿斤。7月5日上午6时，毛泽东作了很长的批示，说这个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印发与会各同志。批示说：
一，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二，下半年销售计划我感到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多了一点。是否可调为800亿斤，或810亿－8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可以吃饱吃好。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配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过日子，是否可按1957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年的日子不是过得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和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9－1960年度，征购任务为1100亿斤，销售计划为820亿斤。由于估产5000亿斤大大高于实际产量，征购任务1100亿斤很难完成。为了完成毛泽东钦定的征购任务，反瞒产私分还继续进行。征购粮食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用反右倾的的政治压力征购粮食。因此，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规。1959年10月15日，李先念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称：“从7月1日到10月10日，共收购粮食453．8亿斤，比去年同期多收156．8亿斤。”他强调，收购粮食“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 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从农民那里拿来了粮食。1959年11月27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 ，字里行间露出喜悦之情：“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为往年所没有。从7月1日到11月20日，征购入库已达897亿斤，比往同期多275亿斤……全年粮食征购任务预计11月底可完成，比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