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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库存为477。93亿斤；
4月9日库存为469。61亿斤；
4月12日库存为465。79亿斤；
4月15日库存为456。52亿斤；
4月19日库存为446。42亿斤；
4月23日库存为434。50亿斤；
4月28日库存为422。81亿斤；
4月30日库存为416。56亿斤；
5月6日库存为400。54亿斤；
5月10日库存为389。43亿斤；
5月13日库存为378。96亿斤；
5月17日库存为370。20亿斤；
5月20日库存为360。77亿斤；
5月24日库存为352。84亿斤；
5月27日库存为346。02亿斤；
6月10日库存为317。38亿斤；
6月22日库存为301。98亿斤；
6月30日库存为298。92亿斤。
中央财经办公室和粮食部紧锣密鼓地向中央提出这样一组数字，有如一次次警报，可见当时主管粮食的干部们心情之急。国家领导人眼看着全国粮食库存从477。93亿斤逐日降到298。92亿斤，心里也一定无比焦急。这种焦急的心情将转化为加强对粮食的统购力度，转化为统购指标的提高。
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征收309。8亿斤，收购569。73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879。53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 ，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湖北省浠水县农村，那时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三里以外的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五斤到十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的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
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逐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 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俱，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
在统购统销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反抗和严厉惩罚。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 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 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 。1953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 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
大量的农民反抗事例表明，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 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作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据统计，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 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三、“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