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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在郑州会议上挨过毛泽东的批评，不管他怎样表态，怎样洗刷自己，别人对他还是不留情面，还是不放过他。在8月初最紧张、斗争最尖锐的时候，陈伯达就生病，不参加会议。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陈伯达埋头写文章。10月9日，他将写就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给毛泽东。此文正中毛泽东下怀，但还嫌火力不足。10月11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更好。”陈伯达按毛泽东的意见，征求了康生、胡乔木的意见并加以修改以后，将题目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后，发表在《红旗》1959年22期上。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
由于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陈伯达走出了郑州会议挨批的阴影，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
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是毛泽东的近臣。
在去庐山开会的列车上，李锐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年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胡还认为“以钢为纲”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
7月3日，刚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胡乔木除了再次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以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他说，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记了。
7月6日晚，在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李锐、胡乔木、陈伯达五人闲谈，胡再一次谈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认为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而才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又认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说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年一反常规，毛泽东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头脑发热之程度。武昌会议公布粮食产量7500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但胡没有敢向毛汇报。为此，上海会议胡乔木挨了毛的批评，毛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胡乔木介绍，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对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王不敢去向毛汇报，刘向毛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胡乔木说，王应该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还谈到，自南宁会议以后，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之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
大概是7月18日，在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李锐五人对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内容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不过，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可能从王任重那里得知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满的消息。
7月18日，胡乔木在第二组作了较长的发言，为《记录》（草稿）起草者辩护。因为《记录》（草稿）中关于形势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对1958年成绩讲得不够，问题讲得太重。胡乔木回答这些批评，认为1958年问题还是应该说透。在发言中，胡乔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他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之后，胡乔木一度沉默，几天以后态度180度大转弯，急忙紧跟。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是参加第二组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长篇发言。 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接着从六个方面将斯大林晚年和毛泽东作了比较，借此对毛泽东进行吹捧。
由于胡乔木、陈伯达等“秀才”的善变，8月11日毛泽东讲话中说：“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样，虽然会议初期，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也说了一些真话，但没有受到批判。
为了进一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一下庐山，胡乔木就送上了《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长文，对彭德怀的信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强加了种种政治帽子。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印发给全国，成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重武器。
说完了原乔木，还得顺便提一提吴冷西。他身兼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长之职。上庐山以前和庐山会议初期，吴冷西对大跃进的形势持批评态度。他还给分社下达指令，让分社收集大跃进以来的材料。所以，当时分社发来的内参稿件讲了一些真话。彭德怀回国以后看了很多“内部参考”、并对他产生影响的，就是新华社提供的。庐山会议转向以后，吴冷西不仅态度很快转变，他还立即给北京新华社总社打电话，让把分社收集的批评大跃进的材料送上庐山，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根据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云南分社社长陈涌进、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福建分社社长孙权等7位，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杜导正对本书作者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是总社的意见，广东的陶铸是想保他的。
贺龙及其他几位高级将领
贺龙元帅是一个有胆量的人。1916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巴茅溪盐税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济贫的队伍。在南昌起义时，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先是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后调北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处在高位的贺龙，在毛泽东面前，已经没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胆量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是毛泽东的一个得力打手。
从7月18日到21日，在第三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批评态度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少数几个人。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发表7．23讲话，他们却态度鲜明，坚决维护“三面红旗”。贺龙还揭发彭德怀说的“请红军来”的话。
7月24日，贺龙在发言中进一步揭发彭德怀，他提到洛川会议，说对毛主席的抗战战略方针，有人不坚决执行。 毛在7月17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谈话时，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彭德怀主持的华北军委分发的小册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为主的方针。这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说明彭历史上就跟他不一致。 但这五人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毛谈话的内容。贺龙这个揭发和毛泽东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贺龙发言更为尖锐。8月3日，他在第三组发言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军队干部中，罗瑞卿、苏振华、黄永胜、萧华等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锐。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罗瑞卿的态度。
7月8日，还是在“神仙会”阶段的早几天，李锐发言批评“以钢为纲”和指出国民经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时，罗瑞卿就打断李的发言，极力维护“大跃进”。（同上，第31页）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以后，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由于想不通，在周惠住处发泄情绪。周小舟怀疑毛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认为按照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他们三人就去找黄克诚谈谈，后来，彭德怀也进来了。他们出来时，被罗瑞卿碰上了。 当然罗瑞卿不知道他们谈论了什么，但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这几个人相聚，引起了罗瑞卿的高度警惕。经罗瑞卿揭发后成了“23晚事件”。在会议后期的批判中，这个事件成了追查和围攻的重点。
8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