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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禽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公社只增产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件事。我看他是谈过。”（7月3日上午）“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高。，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事，如砸锅，在一定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因为党在群众中威信高。”“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7月4日上午）“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7月6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7月7日上午）“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7月8日上午）“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扩大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7月9日上午）“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的威信，只建立个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7月8日上午）等等。柯庆施把彭的这些尖锐发言，送给了毛泽东。这些话，在原来的西北组《简报》中删去了，后来批判彭德怀时，又整理出来，当作批判的材料。
据彭德怀说，在“神仙会”阶段，周小舟到彭的住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话是周向彭谈了湖南的工业情况。还谈了水利建设的成就。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说去年粮食数字造了假。还谈到公共食堂的问题。彭对周说，这些问题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 李锐在日记中记载这两次谈话的时间和内容， 第一次是7月5日，周介绍了湖南的一些情况。彭德怀除了向周小舟重复他在西北小组的发言以外（周小舟在中南组，没有听到他的发言），还谈到，今年1月毛泽东找几个人讨论钢铁指标，陈云认为2000万吨指标不可能完成。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还说他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谈到铁托左右几十个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这时毛泽东脸色顿然发红。还对周说在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开展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彭对周说，有些意见想找毛主席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当国防部长。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是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谈话之后。他们三人都感到毛是能听不同意见的。周对彭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也找主席谈一谈。彭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组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小舟赞成写信。
7月12日下午彭德怀又觉得写信不易，还不如当面谈一次。他下午到毛泽东住处去了一次，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又想到会议几天内要结束，于是下决心写信。
13日中午，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记录整理以后，他亲自修改两遍，参谋誊了两次，于14日下午送给毛泽东。也许彭德怀自己不会想到，这封信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他接着谈到“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
彭德怀还肯定：“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解决”
彭德怀还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大跃进：“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谈到“全民炼钢铁”，彭德怀说：“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这里，彭德怀说“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接着，彭德怀谈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接着，彭德怀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他认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可以说，彭德怀这封信既没有锋芒毕露，也没有直抒胸臆，在讲缺点以前先讲成绩，讲缺点留有余地，并且一再肯定“三面红旗”。像德怀这样敢说话的人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之压抑，“神仙会”大概也“神”不起来。没想到这样平和的信，毛泽东却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后，7月16日，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彭德怀没有想到这封本来是给毛泽东个人参考的信成了公开发表的“意见书”。7月18日，在小组会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 ，覆水难收。善于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见书下发的当天，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字条：“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 信发下去以后，与会者多数人基本上是同意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认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对第二部分意见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