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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就倒霉了。杨守绩的老婆出身地主，两口子全都抓起来了。他们4个孩子当时都很小，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父母抓走了，孩子们哭着喊爸喊妈。在固始开万人大会批杨守绩。
大概是老伴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回忆，石绍举也接上了话荐：
对我是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过，还是吃干部粮。当时的事不能提，提起来我就睡不着觉。当时不是没有粮食，就是不敢动。看到农民没吃的，我找粮食局副书记周义原，我想借出三五百万斤，等收完了粮食再补上。周义原说，粮食是有，但是吴芝圃书记说过，国库里的粮食一粒不能动，每天进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区里报，一下子拿三五百万斤那怎么行？其实当时早两个月发粮食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谈起饿死人，老太太把话接了过去。她说：
我奶奶饿死了，我姐姐也饿死了。我姐在息县，是头年11月饿死的。死后放在家里，没有埋。为的是想顶个名额，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实际上，食堂早就停伙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几个月，眼和脸被老鼠啃得不成样子了。家乡的人饿得没办法跑到我这里来，我不敢留，那时不让农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给点吃的赶紧把他们打发走。
我是妇联主任，最知道妇女的苦处。那时百分之六十的妇女不来月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妇女子宫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
后来由于河南省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信阳的情况，再说信阳是反革命复辟就太不符合实际了。对被关押的县委书记们也逐步放松了。1963年9月到10月间，他们先后从牢里放出来，分别到农场、农村劳动，每月发几十元生活费。1978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社会都解冻，又批准他们重新入党，重新定级，重新安排工作。有的人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人世。当他们知道全国各地都发生类似信阳的问题后，他们不服气，还不断地写信上诉，要求彻底平反。他们认为信阳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其责任不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更有责任。
路宪文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较俭朴。在那种体制下死心眼紧跟吴芝圃，在吴芝圃的多次表扬下忘乎所以，加上下面几个专说好听的参谋，所以犯了错误。信阳饿死人的问题暴露以后，吴芝圃把责任全推到路宪文身上。他在批判路宪文的会上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过去不认识你路宪文，现在我可认识你了！”下面干部就在省委书记面前求表现，纷纷上去殴打路宪文。原来一直保路宪文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慰屏表态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应当立即枪决。
路宪文在申诉书中一再强调，在信阳发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发生了，信阳问题是商丘问题的继续和发展。饿死人的情况在全省都发生了，把信阳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处理是错误的。1993年，离休已经10年的路宪文得了癌症，他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文中总结信阳事件发生的原因时说，“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用政治斗争的办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面，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这是一条重要教训。文中还写道：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因为党一再宣传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群众为空洞的宣传所鼓舞，都想马上过共产主义生活。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都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所关心，群众对党组织有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就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会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产生信阳事件的社会原因。
我很想见一见路宪文，准备同他深刻谈一次，但是，在电话中，他当律师的女婿说老人身体不好，婉言谢绝。
二、“潘、杨、王”事件
路宪文说得对，信阳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南阳，在许昌，在商丘以及其它地方，都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只不过信阳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而已。河南问题不是某个地区的局部问题，而是全省的问题。有人说，没有“潘、杨、王”事件，就没有全省的大饥荒，也就没有信阳事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潘、杨、王”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之间，十多万人挨整，20多万人受株连，100多人致死。两年以后，又说搞错了，为被整的人平了反。
多年来，人们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情况不甚清楚。2001年3月到5月间，我三次访问当事人杨珏。从林业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杨珏住在王府井西边不远的晨光街10号5－14号。这是一个高级干部住宅区。他虽然已86岁，但思维清晰，他夫人冀雨不时插话补充。为了帮助我弄清历史真相，杨珏还打电话给在山西的王庭栋（在省人大常委主任的职务上离休），王庭栋很快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回忆材料。此外，我还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才比较清楚。
“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杨珏是平原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1952年12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来当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这时给他当秘书）。当时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张玺推荐潘复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职务。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省任副秘书长。1955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张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吴芝圃是第二书记，吴是河南人。在一般情况下，张玺调走了，吴芝圃很可能接任第一把手。潘复生来了，河南干部中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这是批判”潘、杨、王”的人事背景。
吴芝圃，1906年3月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夏，考入杞县县立甲种农校。在这里，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24年暑假，吴芝圃考入了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班，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他衩组织派遣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毛泽东主讲的农民运动等课程，临近毕业的时候，他跟随毛泽东先后到曲江、海丰等地，参观学习阮啸仙、彭湃等领导的农民运动。革命战争年代，吴芝圃作为河南地方主要负责人之一，为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对毛泽东崇拜有加。他也像毛泽东一样，酷爱古书，下乡时还带上一竹箱线装书随时阅读。杨珏说，在北京开会时，吴芝圃到琉璃厂花300多元买了一本旧书，非常高兴，一回到宾馆就津津有味地吟诵。下基层时坐着小面包车，还带着一箱古书。路过试验田，有人说：“你看这麦子长得多好，下去看看吧！”他们下去看了赞不绝口，到了地委，地委书记路宪文在汇报时说今年收成不好，吴芝圃反驳说：“你应当下去看看，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
1、潘、杨、王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为什么要批判这三个人？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分歧是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开始的。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等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