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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调查组。县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4月12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胡乔木等在两个小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四个材料：《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这几个材料反映了农村一些真实情况：公共食堂带来的危害，农村多数人不愿意办公共食堂等。4月14日，胡乔木让毛华初把这四个材料送到在长沙的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华初带回毛泽东的指示。信中还反映了邻近韶山的湘乡县陈赓公社大量饿死人情况和其它农村问题。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信一并交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一下又问：“唐家坨情况怎么样？”毛华初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是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解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行。4月19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3天时间分3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解决，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天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 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是含糊的，没有明确讲是否解散公共食堂。连是否向下转发，也没有明确说法。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朱德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会开砸了，把批评挨砸了，把脸伤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劳动力费砸了，把树砍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把砸了，炊事员把鬼日砸了。 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他亲自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 一些省委书记也提交了调查报告，主张解散食堂。汪锋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
1961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从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国消失。
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说：“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锋的这个报告转述了群众对解散食堂的喜悦：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里了，他们再也卡不住我们脖子了。”“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心也热了。”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说出了与其他省委书记不一样的话。他对公共食堂还情有独钟。1961年5月11日，他在内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他调查，有25％的食堂多数社员不赞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数社员不赞成解散的。他说，内江县交通公社临江大队第二生产队不愿意解散食堂，社员说：“你们再动员，我们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这份报告中主张，凡是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自愿参加、自己管理，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食堂，多数社员将会继续办下去。对这类食堂应当帮他产办好。他还把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对公共食堂情有独钟的不只是李井泉。30多年以后的90年代，新华社主办的《中国图片报》一版头条发出了来自山东的一条新闻：一号字的标题是“公共食堂又回来了”，认为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这条消息是新华社副总编兼《中国图片报》总编辑姚某亲自选定的。发稿前，他们请我为这条消息配一个评论。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评论中我只好写道：“看了这条消息，使人们起了荒唐的1958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