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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管理，一律不得进城；对夏征未完成、又停伙又放人进城的社队，查清情况严加处理；在靠近成都的场、镇设立检查站，“制止、挡回”进城农民。成都市采取的措施是：动员户籍员、饮食糖果业服务员、居民积极分子“全线出击”，劝说农民返乡；限制饮食糖果业供应时间和数量，饭菜不许出堂；白吃不给钱者加以“处理”，公安部门加强对旅馆、街头巡逻；农民所带鸡、鸡蛋等必须进入市场按规定价格出售，用粮食交换鸡、蛋者，买卖双方均予处罚……
农民有自发进城的，也有基层干部支持出走的。有的社队给社员出具外出证明：“兹证明×××等到成都支援各厂运输”，“该人身体条件差，不适应农村劳动，同意到成都市擦皮鞋”云云。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成都的情况。不过，作为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非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1959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1959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天津、保定、石家庄）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
到1959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进大批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到了1961年秋冬天，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与1959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时滞”。
由于农村一度放松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大部分省份给农民以自留地，允许农民开荒种“十边地”，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地区实行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农村粮食多了起来。到了1961年秋冬，大部分省的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而城市好转的时间滞后。此时，城市居民反而羡慕农村了。
据1962年8月20日粮食部办公厅编《粮食工作简报》第28期报道，不少地方粮食市场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现“剩市”。河南省鲁山县每天平均上市2000多斤，长葛县每天上市5000多斤，叶县和商丘每天上市1万多斤。四川温江县双流镇每场上市3千－5千斤，成交70％－80％。山东郯县城关每天上市瓜2万多斤，成交50％。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种多。河北省粮食工作座谈会分析，卖粮的80％是社员，10％是生产队，10％是商贩；买粮的50％是缺粮户和灾民，15％是城镇的非农业人口，20％是买生卖熟的，10％是商贩。四川金堂县调查，卖粮的60％是生产队，40％是社员；买粮的70％是农村人口，30％是城镇人口。1962年，安徽合肥市22个自由市场中，平均每天上市粮食3200多斤，80％是商贩卖的，农民占13％，生产队占7％。
为什么要卖粮？这期《粮食工作简报》上说：四川温江调查，社员卖粮的原因：购买猪仔；购买农具；家有病人或其它急用钱；有的户分到超产油或奖励工业券需要钱买。生产队为什么卖粮食？江苏省兴化县的调查结果是：修理农船、买农具、化肥、农药。不管是农户还是生产队，卖粮不是粮食富裕，而是挤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能挤出点粮食卖，说明情况比前两年好。
农村粮食市场是1960年以后才开放的，当时是作为解决饥荒问题的一个暂时措施。这与开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时自由市场上农产的价格很高。城市里流传民谣：“城里一个八级工，顶不上农村一捆葱”。
城市和农村情况好转的时间差，引诱不少工人私自离厂，希望到农村去吃得更饱一些。1961年4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经委的几个干部到石钢、京西煤矿、龙烟钢铁公司考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龙烟钢铁公司在1960年一年共跑了2800多名工人，1961年1月到4月上旬就跑了1700多人。1961年私自离厂的工人逐月增加，1月跑了327人，2月跑了468人，3月跑了558人，4月上旬10天就跑了423人。石钢1961年1到4月上旬就跑了845个工人。在工人当中，对于自留地、自由市场兴趣很大。在生产时间，只要组长不在，工人就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说某某回家后既有了自留地，还可以搞自由市场活动。工人说，在厂里干一个月挣的钱，不如在自由市场上卖几条鱼、几十斤萝卜、几十个鸡蛋。谷牧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无独有偶，196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也向东三省发了《东北局关于稳定工人队伍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据各地反映，厂矿企业特别是煤矿工人自动离厂离矿的情况十分严重，对生产影响很大。”辽宁省各煤矿自春节到四月底，工人自动离矿人数达9100多人。黑龙江省各矿1月到4月20日，离矿工人达7399人。吉林省仅通化煤矿四月份离矿工人就达700多人。从3月29日到4月27日，鞍钢运输部就有142名运输工人自动离职。
在这种逆向“时滞”面前，城市里的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农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农村建一个小型农场。在这些基地上获得农副产品，以补食品的不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以吉林省为例，1960年以来，有些厂不仅粮食短缺，还因原料和燃料不足，处于半停产状态。虽然精简了一批工人到农村，还有一些闲置劳动力。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一些大企业开始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据12个大企业的初步统计，到1961年底，已办起了30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共有耕地21705亩，收获饲料、粮食127。4万斤，蔬菜253。4万斤，养猪4632头、牛659头（其中奶牛492头）、羊1066只，鸡38600多只。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过去职工保健牛奶全靠市里供应，经常得不到满足，现在已能自给。还组织有职业病和体弱的职工到农副业基地边劳动、边休养，对于恢复健康效果很好。当然，在建基地时，无偿地或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这时又刮起一股新的“共产风”，靠粮食定量吃饭的强势群体，“共”弱势群体农民的“产”。由于这些基地有侵占农民利益的倾向，有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例如，1961年4月17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严格制止各事业企业单位擅自占用公社和耕地的紧急通报》。通报说，“省委认为，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学校等部门，利用工余时间，种植蔬菜，大搞副食品生产，争取自给或部分自给，对于这种积极性，应当加以鼓励和支持。”但是，必须注意几点：不得雇用工人或调动人民公社的劳动力；土地自己开荒，不能占用公社的耕地；工具、种子、畜力、肥料自己解决，或与公社等价交换，不能从农村搞平调。
森林工业、矿山、铁路等系统，有的组织职工家属进行自给性农副业生产，以弥补国家供应不足，改善职工生活。1962年6月，周恩来到吉林视察时，要求吉林省委对这件事进行一次调查。1962年11月9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并总理”提供了调查报告。报告说，在职工家属中，能够参加农业劳动的只占家属总人口的6％－10％。这两年职工家庭小片荒地80％是职工本人耕种的。有的因耕地过多，已严重影响工业生产。据通化矿务局反映，在农忙时，井下工人工时利用率仅达四个半小时，今年春耕时期，因工人种地，出勤率一度由85％降到75％。工人说：“上班留点劲，下班好种地”，“星期五心长草，星期六往家跑，星期天大突击，一干干到星期一”。
上述报告说，森林工业搞农副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是与林争地。据晖江市三个林业局统计，这几年开荒种地占用林地和采伐基地达51。9万亩，占三个局总面积的10。3％。许多生产队和职工家属为了生产粮食，不惜毁林开荒。景山林场职工家属开荒的300多亩的小片地中，属于毁林开荒的占13％。开荒种粮也破坏水土保持，开荒的小片地不少是在河岸两旁30－50米内的土地。职工开荒种粮与农民争地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对城市居民来说，除了吃不饱以外，精简下放是对不少家庭的另一种威胁。有些本来是来自农村因吃不饱是自愿回乡的，但相当多的家庭还是不愿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城市。1961年5月到1962年6月，城市下乡人口共1800万人，减少职工17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