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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级、讨好上级的必然现象。－本书作者注）部分群众1958年2月间就没有粮食吃，3月份开始发生浮肿病，5月份出现肿病死人。6月死人增多，7月死人最多。8月死人数开始降。据各公社上报数字，到1958年12月底，共发生肿病33203人，肿病死人5123人，其它死亡3295人，无病饿死3336人，共计11775人。占全县人口的7。34％。全马公社共死亡4424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中枢公社死亡2177人，占公社总人口的8％。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0％。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
路南、罗平、富源、师宗等县也发生了严重的肿病和死人情况。省委检查组提供的报告说，罗平全县有22。8万人口，据县委统计，1月到8月27日共发生肿病884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8％，死亡934人。其中圭山乡1月到8月28日统计，肿病2267人，占总人口的22％，死亡443人，占总人口的4。2％。“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中记载，富源县3月到9月6日，发生肿病8371人，死亡867人。曲靖县1－9月共发病12032人，占总人口的3。36％，死亡1965人，其中劳动力800多人。马龙县3月到9月10日，共发病8608人，死亡1784人。
农民除了饥饿而死以外，还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而迫害致死。干部们怕说自己右倾，宁左勿右，在执行上级任务时强迫命令，打骂农民。陆良县茶花乡有129名干部打过人，占全乡干部总数的62。9％。全乡57个生产队长，只有6个队长没打过人。20个管理区的50名干部全都打过人。全乡挨过打的农民有726人，其中贫农313人，中农264人，地主富农94人，打人时干部打人并不讲“阶级路线”。20管理区生产队长邵安柱所在的生产队，200多名社员中只有5个人没有挨过打。一些坏干部把农民打成残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粮把人饿死也是常用的手段。茶花乡打人最严重的19名干部（处理陆良事件时这19人被捕）共打过536人。被他们当场打死2人，打伤后致死45人，一二天后死亡的8人，15天后死亡的5人。打残16人，扣口粮而饿死的79人。打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捆绑、吊打、用木头塞咀，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剌条、棍棒、扁担、锄头、钉耙等。打人事件多发生在五六月份紧张的抗旱插秧期间。
泸西县全马公社647个干部中，打过人的干部占40％以上。管理区干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农民，经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4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49人，打死2人，打残6人，强奸妇女1人，逼奸2人。富源县在春耕生产中，很多干部任意吊打群众，还规定不参加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不给饭吃。这个县的黄泥河乡4个乡干部都吊打过人，社队干部有20多人吊打过人，占社队干部总数的39％。被吊打的农民有98人，其中，致残6人，病中被吊打死亡10人，吊打后死亡11人，逼死2人，关死1人。贫农李小梅饿得偷吃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被社主任李某等3人吊起来毒打4小时，成了残废不能劳动，将1岁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个小女孩因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掉一个手指。乡党支部书记郭某每次开会都说“不打人的是右倾”。社员饿得不能出工，郭说：“没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里。中国有6亿人，死几个没关系。”社员悲哀地说：“人的性命不如一只小鸡。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没有人抬了。”曲靖县除松韶、松林两个乡外，其它9个区都有乡干部吊打群众、造成死亡、残废的情况。麦地社党支部书记刘某亲自打过11人，打死3人。有一富农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刘用棍子毒打，当场打死在水车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饭去早了些，刘说：“你干活不行，吃饭倒很积极。”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党总支委员张某亲自打了100多人，一个农民偷吃了几个洋芋，张用火油将这个农民的手指头烧掉了一个。联合社66个党员打过人的有52个，其余14个没打过人的有10个在水库工地上。社主任周某亲自打了31人，死亡2人。
云南省的问题如此严重，中共云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7月27日的报告中说：“据了解，现在8个专区（州）50多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发病共8万多人，死亡1万多人。仅泸西就发病1万多人，死亡3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另外，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这个报告还不敢讲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云南省委11月18日向中央的《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称，到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38000多人，死亡39712人。以曲靖为最严重，共死19072人。而曲靖地区最为严重的是陆良、沪西、曲靖等县。陆良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
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他原来还兼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57年9月27日秦绩伟将军接替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谢富治专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各地大量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谢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邻省广西饿死的人数比云南这次饿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被撤职。现在自己面临的情况很严峻，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主动承认错误，求得中央宽大。1958年11月18日，他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云南发生的情况并作了深刻的检查，并重点汇报了省委所做的善后工作及其效果。随同这个报告，谢富治还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并中央：云南省肿病死人问题，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开始作了一些沉痛的检讨，已另有报告送上。在这一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志是做了工作的。由于我个人缺乏完整的群众观点，存在片面思想，把领导生产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把保护干部积极性与纠正错误倾向对立起来，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在肿病的发展过程中，我虽然听到一些零碎的情况，但长期未作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以致措施无力，造成这一不可挽救的损失。因此，省委所负的责任，主要决定于我个人；应得处分，也应由我负责。
这封信中最后一句话，是谢富治专门写了一个条子让省委秘书长梁治加上去的。这个用红铅笔写的条子至今还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里。也许是他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宽恕。11月25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
这是一篇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谢富治不仅顺利过关，还官运亨通。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以后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谢富治走后，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喜欢重用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最听话，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