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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产6。7％，却不敢讲真话，虚报粮食产量，这一年粮食征购数却比1958年增加了8000多万斤。1959年粮食产量又比1958年减产6。8％，而征购数又比1958年多7。3亿斤。农民的口粮交了征购任务，造成了大规模的饥饿和死亡。表101中是1962年粮食部的数字，和《当代中国的云南》一书所载略有差别，但趋势是一样的。
表10－21957－1961年云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21．60 110．80 102．40 97．23 100．33
贸易 105．74 96．34 89．04 84．55 87．24
征购 20．15 22．22 26．80 19．56 20．04
销售 17．85 24．82 24．20 19．79 16．22
净拥有 103．43 98．94 86．44 84．78 83．42
总人口（万人）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人均净拥有（斤） 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云南》。
表10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为516。84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61。79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三、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
陆良县属云南省曲靖地区，位于省会昆明市东，距昆明不足200公里。著名的石林风景区当时就属陆良县（现划归昆明市）。“陆良事件”以后，接任县委书记的孔祥柱在1958年11月14日向省委作了一次汇报。孔祥柱汇报时说：
从1958年2月初就发生肿病，开始出现死亡。3月中旬蔓延到36个乡。小春后有了吃的，肿病开始下降。小春收获很快吃完，6月20日肿病大量发生。7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达17000多人，死亡1700多人。从2月到9月，全县发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肿病死亡5203人，占发病人数的15。6％，占总人口的2。04％
肿病的症状是：发病前疲倦无力，头晕眼花，耳鸣夜盲，四肢发麻；继则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随后下肢浮肿，浮肿部分皮肤发亮，神经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苍白；进而肚子发胀，并有腹水，肿胀及于手脸；多数病人开始腹泻。这时病人心跳减少，血压、基础代谢及体温都下降，身体消瘦，体重锐减，妇女月经停止，小孩哭不出声；此时如不及时抢救，数日即死亡。
肿病大量发生，明明是饥饿所致，但地委还是责成卫生部门去了解发病原因。4月上旬，地委卫生局派医生曹钟朴和专区医院院长到了肿病严重的西冲和独木水库工地，曹钟朴认定肿病是过度营养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议。由于曹钟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县委否定了他的结论，还批评了专区医院院长。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曹钟朴的结论。党政干部和医务人员的不同意见，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发生，因此对肿病原因长期得不出结论，延缓了救援。当然，即使县里听取了曹钟朴的意见，也没有能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因为粮食掌握在上级手里。直到7月份省里承认疾病和死亡是饥饿所致，才开始采取救援工作。
孔祥柱在汇报中说，距县城3公里的茶花乡最为严重，肿病死亡943人，其它病死亡371人，共死亡1314人占总人口的11。9％。距县城35公里的大挤乡共死亡759人，占总人口的8％，召跨乡死亡551人，占总人口的10％。马街乡死亡965人，占总人口的6。08％。省委检查组1958年11月20日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报告》中说，陆良县茶花乡原有2513户，因病、饿、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绝的有63户，现有2437户。原有人口11204人，现有人口9724人。今年1－8月全乡死亡161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4。37％。其中被打死的47人，扣粮饿死的79人，无粮而饿死的43人，被迫自杀的4人，肿病死亡的639人，痢疾死亡的225人，因伤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267人。其它死亡306人。死人当中贫农占61。8％，中农占23。6％，地主占6。64％，其它成份占3。62％。余家村共有58户，死亡71人，其中当场打死或打而致死共10人。
1957年，陆良粮食不足，是农民闹粮最凶的一个县，县委被迫放了一些粮食。事后省委把这次闹粮当成“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的反扑”，认为县委放粮是严重右倾。在1957年的四级干部会上，省委严厉批评了陆良县委，并撤换了县委第一书记张志。1958年初肿病发生时，新任县委第一书记陈盛年接受前任教训，不敢说粮食不够，眼看着农民饿死也不敢要粮，更不敢放粮救人。他还在6月19日的电话会议上紧跟政治形势说，农村有一股叫喊粮食的妖风。
陆良县除去公粮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子、饲料379斤，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200多斤。而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据医务人员分析，一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要3000卡到5000卡。过去农民每天劳动六七个小时，大跃进中，增加到12个小时，有时达16个小时。云南省大米每斤含热量只有1700卡。没有油，没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粮食几乎是全部热量的来源。也就是说，农民每天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不到1000卡，而热量支出达3000卡到5000卡。这是造成肿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
发病和死亡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占三分之二。因为男人干重活劳动强度大，容易发病。而青壮年大多参加会战队，集体吃饭，优先得到粮食供应，抵抗力又强，所以发病较少，死亡较少。
省委农村工作部1958年8月22日给省委的《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中说，茶花乡现有2434户，9510人。从1958年1月到8月16日止，发病4081人，占全乡原有人口11104人的36。8％，其中肿病2946人。死亡1594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14。3％，占现有人口的16。7％。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273户、1089人，死亡272人，死亡率为25％。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30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9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省委检查组11月20日的报告说，茶花乡共有土地18817。14亩，1957年产粮526。4796万斤，1958年产粮381。099万斤，比上年减少了145。3799万斤。减产27。61％。1957年人均口粮336斤，还要扣除吃掉的罗卜（10斤萝卜折1斤粮）和已超前吃掉的国家供应指标，到1958年春天，农民能吃的口粮已经很少了。
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2月到8月20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人，死亡18843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3067人，后改为5167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12912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150多人。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陆良、泸西对反映粮食问题的干部进行过斗争和处理。
死亡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是泸西县。当时泸西县也属曲靖地区（1985年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监委泸西检查组向省监委报告：1957年，泸西县上报粮食产量10363万斤，以15万人口计算，每人应有粮食600斤以上。每人应分口粮400斤以上。这是一个浮夸的数字。实际上每人只分得口粮245－300斤。（可见浮夸风不是自1958年开始，这是在极权制度下，迎合上级、讨好上级的必然现象。－本书作者注）部分群众1958年2月间就没有粮食吃，3月份开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