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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7日，嘉兴专区安吉县南湖浮肿病报告，5月10日最高发病人数为1126人，占总人口的4。86％。病情为脚部麻木，全身疲乏无力，以后发展到足背浮肿，二、三天后逐渐肿至膝部，严重的肿至大腿及腹部，甚至产生腹水。
1959年7月26日，金华专署卫生科报告，建德县浮肿病人大量发生。
1959年8月4日，景县卫生科报告，据对四个重点村调查了338人，其中有176人有浮肿病，有病者占调查人总数的52。07％。
1959年8月9日24时，瑞安县人民委员会电报称：我县南田、学口、大学、珊溪、黄坦王壶等公社，浮肿病大量发生。仅据南田、学口、大学、珊溪四个公社不完全统计，已有4800例。
1959年8月18日，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称，近来，瑞安、景宁、平阳等县发生大量浮肿病，其中瑞安县8月24日统计，就有10985人。
1960年3月30日，黄岩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人2263人，死亡4人。主要发生在新桥、三甲、全清天个公社13个生产队。
1960年5月20日，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称，从4月上旬以来，我县开始发现浮肿病人，据6个公社上报数统计，共有1072名病人。
1960年6月4日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中说，据1－5月份统计，浮肿病发生人数为11873人。
除浮肿病以外，浙江省农村还发生了大量的“肠原性青紫病”。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状，卫生单位认为，这是由于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亚硝酸盐中毒，使正常的血红蛋白变成了高铁血红蛋白。1958年到1959年均有发生，1960年突然升高。1960年3月1日以来，全省27个县市的188个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发病人数有11762人，死亡365人。其中金华地区最为严重，发病的有11个县79个公社，病人6809人，死亡233人。这个专区的兰溪县8个公社中就有7个公社发病3869人，死亡131人。发病和死亡的多是15岁以下儿童。另据兰溪县游埠公社调查，全社76个生产队有68个生产队发现病人，从3月2日到24日，18天当中，共发现1120例（不包括再发病人），死亡多人。
没有粮食，各级政府号召农民吃代食品。组织农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县青山公社大里生产队1960年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又多卖了3万多斤粮食。就“书记动手，干部带头，老农为师，大搞群众运动，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92000多斤”。葛藤、郎鸡根、野荢麻根、金刚剌都成了很好的食品。1961年12月，江山县搞了番薯藤叶、橡子等代食品二万二千五百多担。
1960年5月10日，林乎加在黄岩召开的“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讲到，落后队有几个特征，这就是；病、饿、流、荒、坏、官。病：根据系统29个县的极不完全统计，从3月1日到4月底，生浮肿病的有72600多人，死亡270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芜。坏：是指坏干部当道。官：是指官僚主义。所谓落后队，并不是个别的，据路桥镇调查，占生产大队总数35。5％。林乎加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反动势力复辟”，归罪于“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统治势力还没有摧毁”。他的这一看法和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看法相似。不过，林乎加这种法比毛泽东早了半年多。
虽然有饥荒，但浙江省还算比较轻的省份，饿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我们还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统计资料作些研究。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19591961年的三年中，历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3。85万、6。68万和1。37万，合计为11。9万。另外，根据同书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进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约为113。14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的数据，用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的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0。77万人，少出生105。17万人。大饥荒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为二者之和，即116万人。
四、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
浙江省衢县石梁公社炉头生产大队原来是万田乡的一个自然村，距离县城只有几公里，人均耕地1。4亩，高于平均水平。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一个富煦丰足之地。1953年这里有两个互助组，1954年，两个互助组发展为两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这两个初级社在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平均每人口粮650斤，每个劳动日分红1。2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红和家庭副业收入）。
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地方，从1956年以后，很快进入贫困，进入饥荒，而且出现了饿死人的悲剧。
问题是从1956年成立高级社开始的。当时，这两个初级社和万田乡的其它12个初级社合并为1116户的高级社（一乡一社），称为胜利高级社。开始，炉头的农民认为自己的收水平较高，与其它初级社合并要吃亏，不愿意合并。但上级领导认为“合作社愈大愈优越”，逼炉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在炉头河滩上筑了一道防洪坝，故意在炉头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威胁炉头：“不参加大社，管叫炉头村变成炉头滩！”炉头被迫参加大社以后，就来了一个土地大调整，上百亩好的水田被调出。在年终分配时搞“穷富拉平”，炉头农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农民说：“泥鳅黄鳝一样长，多产不多吃，多做不多分，还有什么劲头搞生产！”
面对社员生产积极因素不断下降情况，高级社的领导人不分析原因，不纠正平均主义的错误，却期望用高压的手段来提高生产积极性。1957年整风之后，他们制定了《胜利高级社劳动纪律》，规定多大年龄的人必须做多少工分，只能超过，不能短少。要服从领导，听众指挥，农活不合干部标准的一律返工。不经组长或队长批准，不得外出。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分配的要罚款或扣除口粮。从此，干部不仅掌握了社员的劳动权，还控制了社员的吃饭权。
1958年8月，县委又在这里重点试办“共产主义公社”，又把周围的5个高级社合并了进来，组成了一个1639户，长12里、宽7里的大核算单位。10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梁人民公社，原来的“共产主义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万田生产大队。这一年自留地归公了，社员家庭饲养的猪、蜜蜂等都归公了，做饭的锅收去大炼钢铁了，灶拆去做了肥料。劳动力大调动，土地大调动，农具大调动，房屋大调动，社员说，这一年是真正的“共产年”。主要劳动力都调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当时还大搞“吃饭不要钱”，其它生产队来吃，小学生来吃，中学生来吃，过路人来吃，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整整吃了五个月。
1959年上半年，传达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听说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养猪了，社员很高兴，有的真的养了猪。可是到了12月，管理区（在公社和大队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大搞千头养猪场，把社员新养的50多头猪全收走了。群众说：“共产党是上半年骗，下半年变”。
为了达到公社下达的出勤率指标，大队干部把社员都赶下田，让食堂把粥桶抬到田头，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头吃饭。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头才能吃到饭。在田间的人必须通宵达旦地干，下雨也不能回家。干部守在路上，见谁回家就打，连喂奶的妇女也不准回家，孩子在家里哭，妈妈在田头哭。对于不听话的社员轻则骂、扣饭，重则吊打，每次开会，迟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罚跪。管理区私设的监狱，先后关押了200多人。
1960年，管理区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为气温低，不是谷种烂了就是秧苗烂了，烂了补，补了烂，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还是荒了100多亩田。仅这一项炉头就损失稻谷两万多斤。原来炉头的100多亩番薯是种在村西的桥头山上，那里的土质适宜番薯生长，管理区为了成片种植，硬让炉头把番薯种在东面的白塔山上，结果没有收成，损失了三万多斤番薯。管理区要求密植，还规定株距为5×2，社员觉得太密，就改成6×2，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发现社员没听他的话，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员的头发，狠狠地将他按在水田里，命令大家把秧拔起来重插。如果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欢迎，还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干净。1960年双季稻收割时，公社书记来检查，管理区就从炉头抽180个劳动力去蒋家滩二里长的大路上拔草，误了收割，损失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