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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把那些曾经尝试说明世界本质的几个前辈的思想综合了起来，组织整理成他所谓事物的四个原因（在特定的背景中可加上第五个）。这四个概念合起来构成
了一个模式或一个范例，可以用来解释现世上（及现世以外！）的任何事物。所以这些原因起着高度抽象的指涉框架的作用。用这些框架，思想家实际上可以给经验中的任何事物建立起系统的观念。作为一个统括一切、在许多不同事件中求取相似性的超级理论，这一描述体系在思想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哪四个原因呢？
第一，质料因。早期的哲学家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曾用它来说明宇宙的本质。他们试图给事物赖以构成的实物（ｓｕｂｓeｔａｎｃｅ）命名（分别命名为“水”和“无垠”）。在描写一把椅子时，我们可以说我们认识一把椅子，是因为像大多数椅子一样，它是木制的、铁制的或大理石制的，而棉花和冰淇淋制的椅子却不多。我们今天听到的最抽象的质料因概念莫过于物质（ｍａｔｔｅｒ）。这一概念以非描述的方式表示具有有形性质的“某物”存在，用以与“虚无”相对。认为实物界存在的理论与哲学观点（唯实论）常被称为唯物主义，就是因为这一假定的有形界（ｐａｌｐａｂｌｅ）与无形界（ｉｍｐａｌｐａｂｌｅ）的对立。
椅子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么一个事实：它是由人或机器制作或组装而成。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的这种原动因素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椅子的动力因。这是他自早期哲学家们关于事件的变化是虚幻的（巴门尼德）还是实际发生的（赫拉克利特）辩论以后的首开先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早期事件给后来事件带来种种变化似乎是可信的，正如在衰老的过程中时间本身似乎对我们的肌体结构造成严重破坏一样。很多世纪后，当休谟争辩说我们不能“看见”原因，而只是
按习惯假定一个因果关系时，如一只台球靠拢另一只后停下，而另一只开始滚动，他所说的只是动力因。到这一个历史时期（约１７５０年），原因与动力因在现代就完全等同起来了。
椅子还有其特殊的模式，它们符合我们对椅子的日常外观的设计构想。椅子的外观似椅子，而不是像脚踏三轮车或苹果树。这一用法是从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提出的宇宙中存在定式秩序的早期观念中引出来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形式因。在分析怎样着手认识事物时，这些哲学家认识到，不管事物由什么东西做成，不管它们怎样被组装成形，辨认它们并把它们与别的经验事物联系起来的主要因素是它们自身的模式或形状。亚里士多德甚至根据形式因果关系在这种具体可知性中的作用把他所谓的？生与次生实物区分开来。我们常说的物质这个概念就是他所说的？生实物。它可以作为一种潜能进入很多事物的形成过程。可是，一旦给这一潜能加上一个可辨别的形状，次生实物就形成了，如马和羚羊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两种动物都有肌肉和骨骼，但它们的外形和典型的（定式的）步态却把它们最清楚地区别开来了。
如此例所示，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描写任何事物的本质时，限制我们可能使用的原因的数量是不可取的。有些实物可能没有固定形状，如一团泥土。我们甚至能够想到微风拂面那样的无形运动（动力因）。但泥土可以成型而煅烧成塑像或餐具；微风可以加强而形成人们容易辨认的旋风。科学家的任务就是用事物尽可能多的原因来阐明自己对它们的认识。在解释中他触及原因越多，其内容也就越丰富。
亚里士多德的第四个原因源于古希腊哲学家如苏格拉底
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导师）经常使用的目的解释法。在他们看来，世界的某些方面似乎明确地指向某一目的或目标，即表明自己的目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目的因，并把它定义为事物为之而存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那个”。此处不定指的“那个”可以替换为事物为何存在或事件为何发生的理由（目的、意向）。制造一把椅子的理由可以是为了一个人的舒适，这个人以我们常见的各种方式来使用它。当然，我们不必说椅子“本身”有一个目的。一个人获取木料（质料因），把木料做成（动力因）与其形体相称（形式因）的椅子，为的是他可以生活得更舒适一些（目的因）。可以说正是这个人在这一行为过程中先有目的或意图，然后最终促成椅子存在这一事实。
我们正是在这里发现，作为科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建立理论的方法却被当今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认为欠妥，因为他的目的因说未能给我们对今天所谓的无生物界的描述增加任务内容。例如，在对植物界所作的物理解说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树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给树上的果实提供遮荫，他并因此而得出结论：“大自然是原因，是一个为某种目的而运作的原因。”倘若要把这种理论归类，我们就会把它称之为自然目的论。但是，由于现代科学家不再接受目的性描述，所以这种理论被看作是前科学的或甚至是原始的拟人化理论而被摒弃。
拟人化是指用类似人的词语来建立理论（拟人化即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ｚｅ一词中的ａｎｔｈｒｏｐ是从希腊语转化而来，意思是人类）。把邪恶或善良的意图分派给群星或一道瀑布那
样的自然产物的原始神话就是拟人化的例子。当然，亚里士多德是很难被称为“原始的”思想家的。他只不过想以某种方式讨论世界，但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在现在的科学背景中不再合适而已。亚里士多德不是什么科学产生以前的人物，而是第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建立了生物学，并制定了人类最初运用的一部分实验观察程序。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提出，使用目的因果关系来描写事件并不与科学的基本目标相悖。事实上，只有返回到这样的描述上去，我们才能在科学上重获人的形象。下面我们将讲述现代科学兴起的过程中中止使用目的论术语的历史发展情况。
现代科学的兴起
一旦我们认为把目的归诿于自然是恰当的，这就向证实在这种理性秩序背后存在一个超级智慧（上帝）迈出了一小步。我们发现，在最早期对宇宙的解说中，科学与神学正是这样揉合在一起的。科学家和神学家都同样谈到上帝的目的或神圣的安排，用以说明被研究事物的可靠模式。这样认为宇宙中有一个可信的秩序的观点叫做唯理主义。在西方文明史中有过哲学唯理主义和数学唯理主义。因为这两个种类都以存在事物的秩序和模式的形成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极大地使用了形式因的意义。
哲学唯理主义探讨的是我们认识上更形象化的方面，或者说探讨与我们的常识性经验有关的事物。例如，当柏拉图
推测行星的运动时（约公元前３５０年），他认为行星可能沿圆形轨道运行，因为圆形是所有几何图形中最完美的；一个以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宇宙自然会舍弃质地较差的形式而选择完美无缺的形式。加上上帝的概念，我们就可以说既然上帝一定是完美的，那就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帝只会使用所有几何图形中最完美的图形。这种理论解释在整个中世纪非常普遍。在符合规律的事件中的规则性和可靠性概念也是哲学唯理主义的产物，并由数学唯理主义加以补充（见下述）。让自然界的规律变得飘忽不定而无法预料是不行的，因为这样会使人想到大自然的理性设计有缺陷。
大自然的这种非凡的秩序有时在相反意义上被用作证据，证明一个设计者必定早就存在于我们今天在宇宙中所看见的这种理性秩序之前，因此也就是这种理性秩序的创造者。神学家正是通过这种证明来证实上帝的存在。在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圣安塞尔姆在所谓的第一因论证中使用了动力因。他是这样论证的：如果我们接受任何一个“结果”都有一个“原因”这一事实，那就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逆时间而追溯因果系列，我们要么永恒地倒退，否则在某点上就会存在一个第一因，即上帝或原动者，它一开始就以因果方式让事件向前发展。这个论证完全依赖动力因果关系的意义，是从定义上论证。这是早期哲学经典论证方法，即推理者首先作出概念的可信定义，然后推断出从这种先行项意义引申出来又不自相矛盾的必然含义或结论。在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