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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不仅护佑着大地丰盈，而且也负责医治疾病。当年在法老王阿孟和蒂三世重病之时，米坦尼国王派人送去了古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司爱情、生育及战争的女神依诗塔的画像。以赛亚书是这样记述食鼠传统的：“上帝有云，那些整天狂妄自大、在人前屋后孤芳自赏、背地里却躲在花园树下饕餮猪肉、蝇营狗苟的家伙，应连同天下所有秽物以及老鼠一起被毁灭。”＇16＇当来自于克里特岛的（中东古国）腓力斯人深受鼠疫之灾时，他们便将五座黄金鼠像放进方舟，把它送回以色列人那里。＇17＇因此，我们发现，在欧洲高地地区盛行的关于鼠疗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回6000年前一些地中海民族在这个世界最遥远的定居地。其他的迷信起源或许同样久远，或许更加古老。例如古埃及人，如同我们今天的人一样，他们也从他们的原始祖先那里继承了许多信仰。
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们将详尽列举旧石器时代的种种习俗和信仰，以此来阐释这样一种观点，即散落于世界各地的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只要环境相似，便很可能也会产生近似的文化，当然，其中有些思想是由新石器时代前的欧洲和埃及的游牧民族在漫长的迁徙旅途中散播到世界各地的。因此，如果鼠疗的传统能够被追溯6000年的话，那么很可能在另一个更早的6000年前这一习俗就已经被世人所知了。在距今至少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条鱼的脊骨就被放于下葬的尸体身上——它被作为死者的护身符，是冥王欧西里斯的脊椎象征，被系于古埃及木乃伊的脖颈之上。人类学家们始终对埃及兽头神兴趣浓厚，他们对存在于这些动物和半人半兽的神之间的关系进行着不懈探寻。而在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岩洞绘画中，竟然发现了与埃及的兽头神一样的高举双臂、满怀肃穆的神祗画像。如果推断属实，那么这一变化过程昭示，一定是埃及人在尼罗河流域创建王朝前的数千年，就已有类似的文明存在了。因此，在考古学界也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腓尼基人是字母表的最初发明者，但是考古学家们又会为时常在驯鹿角、象牙或者岩石表面上发现的各种奇特的字母图形甚至图形组啧啧称奇，因为这些可是第四季冰川期中旧石器时代的民间作品啊！“这肯定是某种标记”，阿瑟·伊文思先生这样说，“它们雕刻于一些驯鹿角的残片上，这与我们原先预期的它们可能是腓尼基人的作品的想法相去甚远……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应该生活在欧洲的最北端，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与古老的驯鹿民族最为接近，象形文字的残迹一直被保留至今……这些拉普兰式的象形文字应该广泛地散布在各个原始族群中——被雕刻或绘画在岩石和其他材料上——它穿越整个芬兰鞑靼人（FennoTataric）地区，从靠近欧洲北端的白海到乌拉尔河，贯穿西伯利亚直至中国边界。”
内容简介（5）
“从盘面文字的精细程度如同中国书法一般来看，它很可能是古人类使用象形符号的大家族早期的一个分支。”埃文斯先生说。类似的象形文字还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被发现，它们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爱尔兰、布列塔尼半岛（法国西北部一地区）、葡萄牙、西班牙、西北非、加那利群岛、阿尔卑斯山麓、孚日山脉、达尔马提亚（前南斯拉夫一地区）、特兰西瓦尼亚，以及特洛伊早期的史前古器物。＇18＇
除了象形文字以外，还有一些丧葬习俗从旧石器时代沿袭至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装饰图案也由动物绘画发展到带有明显女性特征的女神雕像，在克里特岛就发现了许多穿着喇叭形裙装的女子图像雕刻。在比利时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陶器也带有明显的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同时，这些器物也再次证明中石器时代文化是衔接石器时代早期与末期文化的纽带和过渡阶段。在第四季冰川期结束后，地中海沿岸民族的早期开拓者们开始进入欧洲，他们既带来旧石器时代的遗留文化，也与当地的本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最近，从格拉斯哥的墓地中发现了大量的头盖骨，它们与当地土著居民在特点上截然不同，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些人应属于外来移民，并且很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一支人种。看起来，这片墓群应该是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早期修建的。如果以上推断属实，那么很明显，在近现代各拉斯哥的建设者中，应该有一定数量的旧石器时代人种的后裔。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一部份古人类信仰、习俗和民间传说随着驯鹿民族的迁徙、壮大而被传承下来，当然，这些文化在当时也肯定是最为流行的。作为第四季冰川期的文化，如果从这一时期早期就开始发展，那么很可能这些思想存在的历史已经超过了四万年。在法兰西，反映第二段间冰期的阿布维利文化的手斧流传甚广；它们穿越意大利大陆架到达非洲，最远渗透到好望角的殖民地；在亚洲的情况也极为相似，它们穿越白令海峡大陆架来到美洲，一直到达南美洲的最南端。惟一的例外是，它始终没有登临澳洲。或许朗先生讲述的“远行的故事”与那段遥远的人类历史往事更为贴切吧。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抵达地球上遥远的另一端，来到其创始者可能从来不曾涉足过的地方。所以，任物换星移，岁月流逝，我们今人仍能够对这些文化熟知如初。因为它们已经深深地沉淀在人类的意识中，尽管在洪荒年代，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类能够孕育相似的思想，创造相似的故事，但总的来说，大部分民族会更倾向于保留下自己独有的传统，而不致被后引进的文化所完全同化。没有什么比最初的思想能够令深受神话影响的信徒们更加印象深刻。后来注入的思想只能充当补充的角色，而非重新确立规则。每当远古人类要被迫改变其原有的宗教思想，要么是因为受到异族的入侵，要么是由于迁徙改变居住环境后受到自然现象的影响。即使这种变化已不可避免，但其原有的宗教习惯也不可能被完全根除，结果只能是新旧观念相互影响，逐步融合，最终实现统一。
在对待克里特这种神话的时候，由于其尚未被完全还原本色，其文字也尚未被破译，因此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找到其宗教思想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以及来自不同文化中心的在这座岛上的定居者的思想。有些遗迹表明其曾受埃及文化影响，有些则显示其与古希腊信仰存在密切联系。没有人怀疑克里特文明中有很多是埃及文明的沿袭；而在地属克里特殖民地的一些希腊州地则明显挪用了克里特风格。但是，至今仍有许多谜团有待我们证实，比如当克里特人在他们的岛屿定居以后，是与其他地方的远古人类一起平行发展，还是他们此前已经度过了其宗教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世界各地收集的考古学证据或许可以揭示其中奥秘。
今天，我们有时也从思想本源的层面定义人类宗教史发展的图谱，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自然主义阶段（即对自然现象的崇拜阶段）、图腾崇拜阶段、精灵崇拜阶段（即万物有灵论）、鬼神信仰阶段、部落一神论到部落多神论阶段、绝对一神论阶段。所有这些阶段都能被追溯到一个特定地区，但是我们不要指望在所有地方都能找到它们的踪迹，因为人类的思想并不像地质学或考古学中的地层那样有规则的次序排列。比如，在Sonic peoples的历史上，就不曾创造过任何神，甚至连有独特个性的动物精灵族群也没有出现过。里斯利（Risley）先生指出，在印度半岛东北部乔塔纳格普尔高原的布须曼人对神甚是敬畏，他们会经常向一种神秘力量祷告祈求赎罪，“他们崇拜的对象无论怎样说都绝对不是人类，如果非要用比较确定的术语来描述的话，”他接着说道，“应该说他们的宗教根源依赖的是一种力量，或许多种力量……他们经常会供奉牺牲祭品，在特定的节日在身体上涂抹朱砂，却从不会试图解释这种神秘力量。他们能感觉到某种力量的存在，这对他们来说已经足矣……在整个乔塔纳格普尔地区我们都能发现这种敬神的丛林，到处都能见到一些同样神秘莫测的神龛，他们没有任何具体的标志，没有统一的形式，至于他们的功能也没人能够给出清楚的解释。也就是说，他们尚未被披上个体化的外衣，仍处在宗教发展的非个体阶段。”＇19＇但另一方面，他们还远算不上最原始的阶段，在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宗教原始程度较之乔塔纳格普尔的布须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