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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布伦奇利的《国际法汇编》、伍尔西的《国际法研究导论》和国际法研究所编辑的《战争法手册》。这些著作对一些官员产生了影响。其中一人便是郭嵩焘，1877年1月他在赴英途中对国际法作了好评。伊犁危机期间，他在1880年上奏时，指出对崇厚的处分太重，应该按照国际法则来处理。同样，李鸿章引证国际法，强调两国之间即使爆发战争，彼此也不应该侮辱对方的外交人员。①与翻译著作在中国官员中产生影响的同时，通商口岸的商人学者直接从西方人那里得到国际法知识。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改革派买办郑观应。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已高度重视国际法，以致他在其论述改革的著作《易言》的第一篇文章中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在后来的版本中，郑观应进一步论述了国际法的原则和用途。
马建忠七十年代在法国研究国际法，回到中国以后他在国际问题上给李鸿章提供过宝贵意见。1884年中法战争正式爆发以前，李鸿章派马建忠赴上海按照国际法安排把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船队卖给美国旗昌洋行的事宜。这次安排是成功的，因为这些轮船在战争期间没有受损失，战后按照原议由中国人买回。其他文人包括梁启超、陈虬和涂儒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对这个问题作了评论。③为了实行国际法，1893年陈虬倡议设立一个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组织。他预言他的建议将在三十年内成为事实。④均势论
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虽然被认识到了，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弱国——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则是另一个问题。按照某些开明士大夫的意见，答案在于恰当地利用均势的原则。他们强调说，一个小国处于强大国家之间，求得生存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22—481年）的小小的燕国。另外一些例子包括十九世纪末的比利时和瑞士。因此，他们强烈要求中国及其朝鲜和安南（越南）等属国也采取这种政策。
在巴黎研究国际法的马建忠，1878年详细阐述了西方的均势理论及其发展史和实际价值。马建忠从巴黎写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该信预定呈交总理衙门（大概是由李鸿章送交）。这种政策的一个有势力的鼓吹者就是李鸿章本人，他在七十年代写道，日本人的到来虽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可以被看作是牵制西方在华势力的一种力量。八十年代，为了阻止外国人的进一步侵略，他试图使西方在华势力保持脆弱的平衡。1895年以后，士大夫中间继续有人鼓吹这种政策；一个著名人物就是张之洞。①李鸿章在他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中迅速采用了这一原则。到1879年，他决定开放朝鲜，让它与西方进行贸易和开展外交。李鸿章在致一位朝鲜高级官员的信中指出，土耳其、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历史即证实了西方互相牵制和平衡理论的价值。朝鲜面临日本的侵略，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李鸿章继续说道，朝鲜或许敌不过日本，但是如果朝鲜决定向西方贸易开门，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将受到西方列强的牵制。②1880年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试图让一位正在东京访问的朝鲜官员牢记，西方国家有一套均势体系，如果朝鲜与西洋诸国签订条约，这种均势就会保证朝鲜的和平。①这表明西方国际体系的观念正被采用，以适应清朝对朝鲜的新政策目标的需要。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十年，许多其他士大夫，包括盛宣怀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内，建议朝鲜应该仿效比利时和瑞士这些欧洲小国，它们的独立由于均势的原则而得到大国的保证。②曾纪泽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即开放中国的属国，让它们与西方列强进行贸易和外交。1883年中国和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加剧但还没有爆发军事冲突时，曾纪泽极力主张朝廷在安南采取均势政策。曾纪泽指出，这种“开门”政策犹如投羊羔以引虎斗。③因为没有哪一只老虎强大到能抢走羊羔，这只小羊便有幸存的希望。
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均势可以维护享有平等主权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和平。少数中国文人从1878年的柏林会议获得这种思想，那次会议迫使俄国让出了它征服的大部分地方，从而防止了大国之间的战争。例如，马建忠从巴黎写回一封信，说明欧洲有许多大大小小国家；虽然它们都是主权国家，但是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却靠均势来维持。中国能否同强大主权国家结盟而从中得到好处呢？马建忠的答复是肯定的。七十年代末他引证的例子表明，合作和结盟是处理对外关系最有效的政策。正是在这一时期，郑观应主张同美国结盟，张焕纶主张同英国结盟，这便是他们对结盟理论的应用。①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1册第134、277—283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4第25页；卷79第1—2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页。
② 陆宝千：《倭仁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第257—270页，特别是第260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577、1580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353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3页。
① 王辏г耍骸断骁猜ノ募罚�2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575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8—359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5第5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页。
①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1860—1898年》，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3期（1975年2月）第148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年》，第130页。
②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383页。
①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5、117、171—173页。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8—9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4页。
②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148—149页。
③ 《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355页。
① 关于倭仁和徐桐的思想背景，见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第14期（1960年）第1—29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5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1第48、56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第1—12、26页。
③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89页。关于这个官僚团体的总的看法，见郝延平：《清流党（1875—1884年）研究》，载《中国论文集》，第16期（1962年）第40—65页。
① 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一封信，见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第4册第518—519页。关于张之洞对伊犁危机的观点，见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252页；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43页。
②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30、41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75—76页。
② 瓦迪梅·伊利西夫：《中国，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载《提奥奇尼斯》杂志，第42期（1963年夏）第60—64页。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282页。
②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15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页。《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95页。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99页、526页。闵尔昌辑：《碑传集补》，卷13第15页。
② 引自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1—22页。关于夏燮的观点，见他的《中西纪事》，卷16第6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31—32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洋务运动》，第6册第153—154页。
① 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147—154、241页，卷2第414页。
② 王炳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