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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夷”的策略又被提了出来。这一观念回到了“无视自我民视”这一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认就是对政府的赞许。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可以被利用来反对侵略者。最明确地建议实行这种政策的是两广总督徐广缙和钦差大臣胜保，②但是议论这种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响也相当广泛。其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众的情绪反对外国人进入中国，首先是利用这种情绪反对外国商人抵达通商口岸。后来，在内地也逐渐采用这一政策来反对传教，结果经常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这种政策反映了知识界的两种基本信念：第一种信念是每当唤起老百姓反对外国人时（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国官员的挑唆），外国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绪来制服洋人。③第二种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爱国的，喜欢成群结队行动，鲁莽而又易于受人挑唆，因此可以利用他们反对外国人。④而且，可以用计谋使外国人互相对立。这叫做“以夷制夷”之策。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挥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这一概念很容易导致以夷制夷的思想。①自西汉开始，当中国最初卷入亚洲腹地时，学者们理论上的议论和对外关系的实际行动都证明“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性。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来。林则徐大力主张，除英国外，允许所有其他外国与中国通商，作为制服英国的方法。战争期间，阮元建议利用美国去钳制英国，但被清帝国的谈判代表伊里布所反对。在战争之后的讨论中，魏源建议中国在陆地上应与俄国结盟，以威胁英属印度，甚至威胁越南、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则应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以形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直到后来耆英在广州主持对外事务时，人们才起来反对这种政策。反对派所依据的论点有两个。第一，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利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但中国本身必须真正强大起来才能使这种政策生效。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和法国远离中国，中国没有力量控制它们。其次，即使美国和法国帮助中国，也不能保证它们会得胜。而且如果它们得胜，那时中国会面临更大的控制问题。②在这个时期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并没有设法去影响远方的欧美诸国的企图。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还没有如此远大的抱负。这种政策的目标只是那些来到中国的英、美和法国的官员和商人。它打算利用与中国通商的诱饵，使各该国互相倾轧、敌对、甚至开火。这种政策所凭借的是中国给予各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条件。显而易见，1840年的政策同1870年以后在强权政治和帝国主义竞争的世界中李鸿章与张之洞提倡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十分不同的。在“用商制夷”、“用民制夷”和“以夷制夷”这三种政策中，最后一种具有最深远的影响。
误会和惰性
因为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毫不奇怪，对于这种新情况的反应便引起了许多误会和措置失宜。两个著名例子是英国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赴华和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赴华。中国人不真正了解英国的国力或国威，他们单方面强调需要按照清帝国藩属制度的繁琐礼仪行事，强迫外国人接受中国的规格。因而他们丧失了两次与英国建立正式的双边外交关系的机会。根据藩属制度，中国强迫外国人仅仅在广州保持贸易往来，这种政策终于使中国人自食其果。
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误会显然出于西方人的形貌。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人感到惊奇的原因：白皮肤、红头发、蓝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络腮胡子、高个子和穿着紧身衣服。所有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应，导致误会，这在鸦片战争期间留下了许多记载。这个时期的一个文人汪仲洋写了一首诗来描述他的印象。他描写的英国人有着鹰钩鼻子、猫眼睛、红色的络腮胡子和头发，他们的长腿不能弯屈，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畏怯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①两江总督裕谦在几个地方明确地描述英国人不能弯屈腰身和两腿，所以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②应该承认，有少数士绅怀疑这些流行的观点。例如，文人萧令裕根据他亲眼所见提出了反证——外国人能够敏捷地跋山涉水。包世臣凭常识判断：英国人既然生长在陆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见，以为英国人一旦离船上岸，就不能有任何作为。①尽管如此，中国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别，的确在中国人心目中引起了误解。
中国和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外国人需要大量丝、茶和大黄这类中国产品。因为对于情况的认识肤浅，中国部分文人作了一些被人们坚决相信、广泛传播和互相添枝加叶的颇为荒诞的结论。人们广泛知道外国人需要茶叶和大黄，外国人进口这两种产品也是很明显的。鸦片战争期间许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国需要的茶叶和大黄是如此之多，如果切断供应，他们就会变成瞎子和易患肠胃病。虽然有些开明士大夫如战后的广东巡抚黄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是因为茶叶味道臻于极致，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问题；②但是关于茶叶和大黄重要性的错误观念仍然盛行。实际上，这种观念在中国已深入人心，从当时的著作中至少可以摘引二十处表现这种过于自信的怪念头的引文。此外，在同意这种观念的人们当中也有一些注重实际的经世派士大夫，如钦差大臣林则徐、包世臣和萧令裕等人。③这种错误判断的基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制度上的惰性。例如，道光帝认为南京条约便是一种“永杜后患”的方法。没有一个军机大臣为变革起过非常必要的促进作用。穆彰阿和赛尚阿是庸碌之辈，理学家祁嶲藻是保守分子和好战分子，道学家王鼎自杀，注重实际的潘世恩年迈体衰，最后于1849年隐退。的确，鸦片战争以后北京的政治气氛使人们对政治如此漠不关心，以致人们可以在茶楼酒馆里看到“免谈时事”的告白。①各省领导人也没有多少作为。他们应付这种新形势的纲领仍旧是墨守传统，着重训练士兵游泳，对敌人准备火攻，恢复战争时期被破坏的沿海军事阵地。两广总督耆英呈送了一份大约一千一百年以前唐朝一位著名官员撰写的军事战略论文。另外一些沿海总督如琦善、杨国桢、怡良、牛鉴、璧昌和李星沅，全都对改革漠不关心。刘韵珂和何桂清是例外，不过甚至刘韵珂也只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者。这种政治制度上的惰性也表现在沿海省份的巡抚和高级军事将领们身上。50000444＿184＿2②从一些政治领袖对待西方所持的观点中也可看出中国的惰性。从最初的中西方接触起，这种对外关系被普遍认为只是经济关系，不是政治关系，因此高级官员应该置身事外。例如，1842年8月17日，耆英打算在当时正在进行的和谈中亲自会见英国人，但是道光帝指示不宜这样做。还有，1846年5月8日，钦差大臣赛尚阿提出了一个对付外国人的方法：切断外国人可以要求中国官员接见的所有渠道。③在外交上，这确确实实是“关门”的对外政策。
另一手便是好战的政策。虽然钦差大臣林则徐并不想同英国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但是他的强硬政策受到这个时期许多士大夫的称道，其中包括经世派作家包世臣和姚莹，以及京师的一些高级官员如王鼎、李棠阶和祁嶲藻。一些二三流文人也为林则徐的政策所吸引。1832年的举人臧纾青，鸦片战争期间在家乡江苏组织了一支约一万人的乡勇。由于这种努力，他在南京条约签定以后被授予“同知”官衔。但他谢绝了这一荣衔，他坚决认为在抚夷政策成功以后得奖是一种耻辱。①在这样的情况下，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建议未被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在1840—1860年间已开始虚心地研究西方，但是中国人关于西方关系的观点仍受到误解和思想制度上的惰性这两者的限制。由于拒不考虑外国的现实情况，中国没有形成一种全国规模的紧迫感，直到更强烈的震动使之大吃一惊时才有所改变。最后结果是，中国在为现代化防务的奋斗中，基本上“丧失”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时间。
③ 关于清初学派的简单叙述，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①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6页。
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461页；第6册第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