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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商行和塞勒姆私人商行）之间的关系。张荣洋有一篇重要文章，题为 《对1784—1834年中国贸易和财政的再评价》（载《商业史》杂志1965年1月号），此文也强调指出了这些贸易关系和广州贸易中私人汇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上述许多论著都着重叙述了鸦片对于散商和公司进行的对华贸易具有的重要性。欧文在《英国在印度和中国的鸦片政策》（1934年出版）一书中对英国政府的鸦片贸易政策作了详细研究。三年后，科斯廷出版了他的《1833—1860年的英国与中国》，其中颇为谨慎地论述了鸦片问题。韦伯斯特爵士的《巴麦尊在1830－1841年的外交政策》（两卷本）一书后来从英国自由派运动的观点考察了中国问题，因而强调的是英国的国内政治问题，而不是鸦片贸易对英国政府经济上的重要性。然而，上面提到的格林堡纠正了这个偏差。最后，研究鸦片问题的最有权威的著作是斯宾士的《清代吸食鸦片概况》，此文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张馨保的重要著作《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一书，详细考察了中国对鸦片贸易的反应。还有一本用中文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写的优秀传记，即林崇墉的《林则徐传》，其中相当详尽地叙述了林则徐的禁烟措施。
鸦片战争本身引起当时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在西方，象奥赫特洛尼的《英国的对华战争》和伯纳德的《1840—1843年复仇女神号航行和服役记事》（均出版于1844年），都生动地描述了冲突情况。在这两部书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一系列生动地描写鸦片战争的军事史书，首先是1946年出版的科利斯的《外国泥淖》，接着是1964年出版的贺尔特的《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最后是比钦的《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在这类英文著作中，写得最好的是费伊的《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一书，此书把军事史和对社会及政治的精辟分析结合了起来。
也有战争参加者所写的中文回忆录。林则徐本人的《林文忠 公全集》（两卷本）内有当时的日记以及给朋友的书信和呈给清帝的奏折。林则徐的顾问们也写了有关鸦片战争的历史，如梁廷楠的《夷氛记闻》，以及魏源《圣武记》中的部分章节；派克在1888年已将它们的一部分译成英文，书名为《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记述》。1851年，夏燮发表了他的《中西纪事》一书，此书对这一时期的中西交往史作了更加全面的叙述，而且包括许多第一手材料。在先前提到的一些文献集子和阿英的《鸦片战争文学集》（两卷本）中还有当时其他一些记述，其中有些内容（包括林则徐日记）已被译成英文，收于韦利的既富于同情心而又引人入胜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一书中。
蒋廷黻的几篇著作对于缔结《南京条约》的历次谈判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他用英文写的关于把同样的商业特权普遍给予西方各国的一篇文章（载《中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1931年10月）。这些谈判既是邓嗣禹的《张喜和南京条约》一书的主题，也是上述费正清论述贸易和外交那部著作的主题。最后，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学家谢兴尧的几篇重要文章，讨论了鸦片战争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这些文章收录在他的《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中。鸦片战争与太平军叛乱起源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波多野善大论述太平天国的一篇文章（载日文《历史学研究》，1951年3月）和小韦克曼的《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一书的研究重点。
第五章 条约制度的形成
有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中国“开放”或者说外国入侵的资料，有着非常明显的渊源可查。首先是英国在入侵中国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在议会文件（即蓝皮书）中公布了英国一方的报道——如1840年的大蓝皮书和1859年的488页的蓝皮书； 这两本蓝皮书中的文件说明了英国的政策为何必须这样发展。了解才能得到谅解，从那时起人们已理解了英国的行动。只是到最近才出现对一些证据重新评价的研究作品，例如，提出1856年驻广州巴夏礼领事在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谎说亚罗号上挂有英国国旗之事（见第五章注42）。
中文方面的可利用资料只是在1930年才开始出版，这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编的关于“筹办夷务”的专集，它自1836年道光时期经咸丰和同治时期至1874年止（见下面书目中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和斯威舍的《1844—1861年中美关系研究》一书中的记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1937年，从故宫文献馆中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外关系的文献（见费正清的《清代文献入门提要》中的目录）。1936年东京出版了《大清历朝实录》（共4，485卷），所以史学家们大出意外地能够得到迄今基本上还是保密的和体现了清政府主要意图的官员们的重要奏折和皇帝的谕旨。不错，有些宫廷起居注选编（象《东华录》以及一些重要官员奏议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就可以得到，但其数量还不足以促进这个方面的研究，那时许多研究者也没有根据蓝皮书的丰富内容去搜索伦敦档案局保存的材料。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四十年中，中英双方都提供了更多的文献：伦敦档案局中有从中国带回的英国公使馆和领事馆的档案，有机密印制品（参见罗惠民的《外交部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机密文件》）和最近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带回的中文档案（参见庞百腾著《对伦敦档案局所藏广东省档案的批判性指南》）。日本在这方面也由佐佐木正哉作了贡献，他连续公布了数卷在伦敦档案局发现的中文材料（见浦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的《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
中国方面，从1950年以来台北和北京都出版了一些内容广泛的文献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54年出版齐思和编的六卷本 《鸦片战争》一书，它竭力用文件说明人民大众的心情和行动，以补充书中官方记载的不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阿英（钱杏邨的笔名）编的来源于民间的资料。
条约口岸很早就开始产生了一批论述当时中国的文献，此传统一直持续不衰。第一个汉学权威是德庇时爵士，他原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后来为英国驻香港的全权公使和总督，1836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后来 1857年出了修订版，篇幅扩大到980页，仍为两卷本。那时，卫三畏的《中华帝国地理、政府、文化、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概述》（两卷本，1848年初版，1204页；1883年修订版，1611页）一书已超过了德庇时的著作。卫三畏的著作是这类书籍中最有影响的一部。此书直接反映了1833年以来驻广州外国人的经验，特别是表达了早期传教士们的观点。这部书还利用了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月刊（编者为裨治文和卫三畏，从1832年办到1851年）。1845年在香港开始出版《中国差报》，1850年在上海出版《北华捷报》。所有这些报刊都刊载各种事件，同时也用来表达并保存了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看法。
由于有了这些可利用的资料，出现了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就是退休的中国海关监督马士（他在哈佛大学1874年得文学士学位，1924年得文学博士学位）。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于1910年出版，是“蓝皮书历史”的主要经典著作。马士有三十年当晚清官员的经验，这使得他对1834—1860年记载的论述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和（对他那个时代来说）难得的公正性。在日本，论述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已由东京大学坂野正高教授发表（参见浦地典子等人的《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的二十多个条目）。他的主要英文著作是《1858—1861年的中国与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当然，另外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已在第五章的脚注中列出。
记述通商口岸人物的著作有莱恩普尔和迪金斯的热情洋溢的两卷本《巴夏礼爵士生平》，以及米基记述阿礼国爵士生平的两卷本《维多利亚时代一位驻华的英国人》。巴夏礼与阿礼国这两位书中人物现在应当受到重新评价。旅行记包括法国神父古伯察所著引人入胜的观察记《一次穿越中华帝国的旅行》（两卷本），以及英国植物学家福钧的观察记，他为印度获得茶种，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三次穿越中国内地各省旅行。两次鸦片战争使参战的外国人写下了许多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