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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团练和勇都是有用的，但由于有了一种新型的军事组织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新型组织就是勇营，它是帝国的半正规军队，在当时是一大创举。①最早和最重要的这类军队虽然在湖南组成，都称不上“地方军队”，因为它很快就被调出省外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的规模与勇的规模不同，后者一度发展到十三万六千人。虽然团练和勇的饷银主要都由绅士筹措，但湘军的饷银则由帝国在省库内拨付。曾国藩打算从湖南的上层人士那里筹款，但效果不大，于是就依靠帝国授权湖南、湖北、广东等省拨付的饷银，以及朝廷批准出售功名、官衔甚至官职的所得来资助他的大军。他的经纪人跋涉数省以兜售北京为此目的而颁发的“执照”。②曾国藩在建立他的军事统一组织和训练制度的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管理经费和给养的机构。杰出人物如罗泽南、胡林翼和刘蓉（1816—1873年）等人把谦恭的、但又义无反顾的儒家思想付诸实践，从而使他们自己也具有曾国藩那种拯救王朝和拯救文明的坚定决心。
曾国藩：考验中的儒家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是关于万物各安其“分”的程朱学说。就人而言，每个人的“分位”存在于等级地位中，即存在于帝国制度和家庭内部的等级地位之中。曾国藩与桐城学派的学者一样，也强调要关心人的福利，但仍认为“伦纪”甚至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书信中，他就表示了他的看法，认为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如果忽视了“殊”，“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①曾国藩不但是一个虔诚的自我修养实践家（如主张黎明即起，按时练字，熟读经史和写反省日记等），而且对行政问题也有广泛的兴趣。他对经世致用的态度主要是依赖“人治”而不是“法治”。就制度而言，他倾向于保存清朝政府的和社会的惯例，包括各种礼仪在内。他认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实现贺长龄和魏源喜用的一句名言：“综核名实”。不过，他又遵循桐城大师的主张，强调只有具有正统学识根底和有修养的人才能改造官僚界内部的习俗，因而最大的需要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②他在一篇早期的著名文章《原才》中主张，只有“贤且智者”的出现，才能使急剧形成严重危机的世风日下的形势得以扭转，并认为只靠几个视国家利益为自己利益的人的领导和榜样，也能改造整个一代人的风气和习俗。他不是没有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但他在翰林院进行的研究使他相信如秦蕙田（1702—1764年）所著的《五礼通考》那样的综合性著作，就足以指导行政实践和社会实践。他提出的唯一意见是增写关于论述诸如盐的专卖、河道管理和货 币政策等事务的经济这一节。①由于理学总是有“内”“外”——即本质和功能——之分，所以曾国藩认为，清朝的制度虽然在道德和礼仪这两方面没有缺点，但在实际执行方面能够——而且应该——有所变通。他在1851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②1853年1月曾国藩被任命为负责湖南省地方防务的钦命大臣后，他对文武官员的腐败无能深为震惊和感到痛心。但他除了竭诚领导以外别无良策；曾国藩出于对理学的信仰，认为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真正改变摆在王朝面前的命运。他说：“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狱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③于是曾国藩决定应用其经世致用术的两个方面，即又要注意人的道德品质，又要注意他们的组织能力。他在选用将领时特别强调候选人要具有“忠义朴诚之气质”。他宁愿要学者来当将领，要求需用之人选必须具备“血性”和“廉明”的品质，这甚至比要求他们具备军事经验的心情更为强烈。他要农民出身的“纯朴”的人来当下级军官和士兵。④为了管理他的陆军及其附属水师的粮饷，曾国藩经清帝的批准成立了一个官僚机构。虽然他在一开始没有被封为钦差大臣，但他是领有钦命的。⑤这使他有足够的权力，可以给官员颁发札委和授给他们委员的头衔。曾国藩还在他的大本营中设立一个“参谋部”，即绿营的营务处。在湘军进驻湖北然后又进驻江西 后，不管曾国藩的大本营设在何处，都在附近城镇设立粮台，以监管船运粮食。此外，在前沿阵地还有管理饷银和弹药的机构。①曾国藩非常注意被委托办事的人的品质。他选拔一名对水战有一定经验的下级绿营军官杨岳斌（1822—1890年）和与地方防务有过短期关系的生员彭玉麟（1816—1890年）来指挥他的水师。尤其是彭玉麟，他证明是一名勇猛、正直和谨慎的儒将，所以深合曾国藩的心意。曾国藩依靠他的一批私人幕友来为营务处、粮台和各种特设的局办事，这些人名义上是他的“食客”，并从他私人俸禄中支领酬金。曾国藩以善于把精干之士招进幕府和量才使用他们而著称。他常常任命幕友至营务处或某个粮台任职，这样就把“食客”转为有委员地位的政府官员并付给官俸。曾国藩的心目中也需要以不贪赃、有实际才能而为人称道的“正人”来充当这样的管理人员。但实际上，他伤感地发现，他不得不在湘军和绿营将领中放宽他的品行标准。他只有对手下官兵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才能彻底维持湘军的战斗力。但对这些挽救其战斗力的办法，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是难得给予承认的。
事实上，湘军的战斗力大大地被许多赞美它的编史者们夸大了。诚然，湘军在1854年10月攻克武昌之举，遏制了太平军企图巩固沿江所有城市的战略锐气。而1854年12月在湖北边缘的田家镇击溃庞大的太平军水师的战绩也显示了曾国藩水师的质量。但当曾国藩沿江而下远征江西时，他被断然阻挡住了。至少他的一半水师被围在鄱阳湖达两年多之久；而且尽管湘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回师防守，太平军仍于1855年4月重新攻占了武昌。曾国藩仍继续被围在南昌，而由胡林翼（当时的湖北省代理巡 抚，后来又实授巡抚）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指挥大部分湘军作战。到1856年6月，当驻在南京以东并由向荣统率的江南大营崩溃时（见第六章），湘军在江西和湖北同时也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只是由于南京发生内讧而消除了太平军施加的压力，才得以避免一场灾难。除了湘军的水师以外，它的各支部队当时大部分被打垮，虽然胡林翼成功地集结了他的兵力，而在1856年12月又攻占了武昌。
也出现了湘军暂时恢复元气的时期，它在两三年内扩充到四万人左右。它尽管遭到几次惨败，但到1859年中期仍能肃清江西和湖北的太平军。军队的规模已经扩大，同时基本上还保持着它的组织形式，可是曾国藩却不得不放弃他在选用军官方面的原则。象罗泽南和李续宾那样杰出的儒将已在战斗中丧生。曾国藩和胡林翼所依赖的新将领再也不是能实际指挥战斗的儒家人物了；剩下的几个儒将驭将比带兵更为内行。在营一级将领中，读书人已不再占优势。这时大部分指挥营的将领只勉强认识几个字，但其中有些人甚至被擢升为统领。①经验证明，执行前线任务需要读书人所缺乏的精力，而在文盲和半文盲中，却有具备卓越战术才能的勇将。原为曾国藩水师下级军官的鲍超，在1855年被胡林翼提为统领，带领三千名新兵。据说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鲍超与其他两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毕金科和朱洪章就成了曾国藩最器重的统领。朱洪章自称是一个在下令屠杀数以千计的敌军时难得眨眼的人，在十三四岁时就放弃了读书的机会，未满二十岁就参加了勇营。②象鲍超和朱洪章等人虽然善于指挥作战，但容易娇纵他们的官兵。湘军的军纪不断败坏。每当夺取一个城镇，随之而来的即 使不是滥杀，也总是掠夺。1858年7月当曾国藩服父丧十五个月后复任时，他发现湘军的行为如此之坏，以致地方的团练也常与他们作战。其弟曾国荃返任得更早，他从湖南带来的两千名士兵在粗野的、但有作战经验的营级将领带领下，1858年9月在江西吉安的一次重要战役中赢得了胜利。但在胜利时，他的部队变得那么难以驾驭，以致它不得不立即被解散而代之以新兵。1858年末三河镇之役遭惨败后（儒将李续宾和曾国藩另一个弟弟死于此时），湘军又设法进入安徽。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