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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把纠纷提交给盟当局。事件一拖再拖。此事被提交给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办事大臣又将它退回到盟里。大胆的抗议者向盟当局提出了一份申诉书，开列了托克托呼图鲁的四十条罪状。当局的反应是逮捕了呈递禀帖的人们。
盟当局也不高兴托克托呼图鲁的合并计划。清朝的政策通常是阻止蒙古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相结合的，但是托克托呼图鲁显然想要将他所在旗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的权力全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然而对于当局来说，人民的骚乱比起托克托呼图鲁夺取更大权力的企图是更不合心意的。因此，它增加了对抗议者的压力，迫使原告中一些人撤消他们的名字，盟当局解决该案时偏袒托克托呼图鲁，然后把判决送往库伦复审。库伦办事大臣支持盟的判决，严厉惩办了抗议者，特别是为首的人，但是清朝当局也乘机使托克托呼图鲁安分守己：他们判处他以很轻的惩罚，解散了他合并起来的寺庙。①然而，这并没有能阻碍托克托呼图鲁在1859年成为盟长。
托克托呼图鲁的许多计划在他的时代确是很先进的，但是他没有什么理由能使他的臣民相信他们有分享他的计划成果的任何希望。他的计划是与他的人民的保守思想和控制着十九世纪蒙古人心灵和理想的喇嘛寺院的力量相抵触的。
十九世纪蒙古地区游牧生活的衰落有好多征兆，如人口的普遍下降、因当喇嘛而使男性人口的减少、蒙古人对汉商债务的增 加、清朝对王公们的控制、城市中心的成长以及普通牧民的贫困化，但最突出的征兆也许是草原上农业的扩大以及牧场越来越转作农业用途。作为一项政策，清政府正式建立了汉族农业移民区，为它在蒙古领土上的驻军和驿站种植粮食、饲料和谷物。这种移民区的规模有限，只占用小量牧场。但当十八世纪时，人数日增的汉族移民开始非法迁入内蒙草原，他们从寺院和旗的王公那里租种土地，使蒙古牲畜的放牧地区慢慢地缩小了。总的说来，用这种方法转让牧场是非法的，但转让继续进行无阻。汉族商人代王公们偿付欠款以取得土地，并把这些土地租给汉族农民，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这一逐渐进行的土地转让过程。这是违反清朝法律的，但到了1791年，在内蒙东部郭尔罗斯前旗的汉族移民是如此之多，致使扎萨克向清朝政府请求将已经居住在那里的大量山东和直隶农民的地位合法化。在1799年，政府设厅管理在吉林当局管辖下的移民，从而最后接受了既成的事实。1802年，置厅助理官员负责郭尔罗斯境内汉族移民事宜，1810年也以同样理由在伯都讷指派了厅的官员。
到1852年，汉商已深深渗入内蒙地区，蒙古人已债台高筑，无法清偿。寺院接管了大量牧地，寺院、商人和扎萨克们将许多放牧地区出租给汉人作为耕地。人民对于沉重的租税、汉族移民、牧场的缩减、债务和王公们的滥用权力等等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高。也许是由于太平军起义的刺激，鄂尔多斯乌审旗持不同政见的蒙古人组成了一种叫做多归轮（圈子）的新型蒙古秘密团体，来表示他们反对不幸的处境。圈的思想作为一种基层反对运动立刻扩展到其他旗中。如同上述札鲁忽文书一样，圈子的成员也起草了一份申述书，他们按圆圈形状签名，使之好象没有人是出头人物。这一次的领导似乎主要又是来自贫困的小贵族和下层喇嘛。在运动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目标只针对汉商和汉族移民以及剥削臣民的各旗王公。在蒙古地区针对王朝的反清情绪直到 十九世纪末才出现。
在事实的压力下，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事业逐渐采取更为赞同的态度。1860年正当王朝将它在北满的无移民的领土抛弃给俄国时，它正式把蒙古最东部的位于哈尔滨附近的边境开放给汉族移民。
牧场转变为耕地的经济后果仍难确定，但是，特别是在内蒙，牧地缩减得如此之多，致使蒙古传统的游牧生活发生了真正的变化。在从前，没有足够牧场的蒙古人暗地里前往邻近各旗的牧场；没有足够牲畜的蒙古人依靠一种游牧放债制度生活，即让贫民为富人放牧牲畜。①但是现在当蒙古游牧经济衰落的时候，不但汉族移民，而且完全不再能以牧人身份富裕起来的贫困蒙古人，都开始在草原上从事耕作，从他们所在旗的王公那里或从汉商地主那里租种耕地；汉商地主是以抵债方式获得农业用的土地的。事实上当十九世纪中期，在某些地方十之七八的佃农是蒙古人。和普遍的误解相反，农业在蒙古地区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而在十九世纪它的重要性已显著增加，特别在内蒙更是如此。关于蒙古的农业所知不多，但有些蒙古人在这方面显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看起来至少在外蒙，农民负担的赋税要比牧人少，因此农业生产有时可以得到相当的利润。②但并非普遍如此，因为在1861年，内蒙东南的土默特西旗有数千名贫困的蒙、汉农民联合起义，反对蒙古扎萨克和汉族地主凭借出租土地而强加于他们的沉重的租税和苛刻的条件。起义是夭折了，但它说明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时内蒙农业人口的重要性，以及人民对拚命增税的扎萨克们和贪婪的耕地出租者的不满程度。
尽管有这一切苦难，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地也正是由于这些苦难，十九世纪的蒙古人创作了若干优美的文学作品。当然，由于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因而最流行的艺术形式是由行吟诗人和说书艺人所作的说唱。特别受到赏识的是所谓“云游僧”故事（badarchinuüliger），它是清代由云游僧人讲述而在蒙古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从中能够看出蒙古人对草原生活衰落状况的不满。在性质上相类似的是脍炙人口的、多少有点侠义小说味道的关于传奇式蒙古民间英雄巴兰先格额的故事，他愚弄僧侣、扎萨克和汉商们。最有趣的是关于生活的“训诫”诗，近似蒙古传统的格言诗，起自十九世纪；在这同一时期，追求幸运的“祈祷文”、赞词和挽歌（直译为“词”）仍然都在流行。这些形式和蒙古的英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格萨尔汗传”），是常被背诵或大声朗读的，它们也仍然是蒙古口头文学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为识字的蒙古人创造了许多用蒙文和藏文写的历史作品，以及相当多的语言学著作，这是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将佛教经典译成蒙文的巨大努力的结果。至于纯文艺，蒙古读者欣赏僧侣阿格旺·哈依杜白（1779—1838年）的小说，其中有些故事公开嘲弄和抨击那些滥用特权和不守清规的寺院成员。胡力沁·山达哈（1825—1860年）写诗，特别是挽歌，他不是简单地从蒙古过去的英雄传说或从丰富的佛教传统文学中，而是从牧民的日常生活中汲取题材。
还有许多其他作家，但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最不寻常的作家也许是丹津饶结（1803—1856年），他出生在内蒙，但却成为外蒙红教的诺颜呼图克图五世。丹津饶结用蒙、藏两种文字写作，赢得了诗人的声誉，他的若干诗歌一直流传到二十世纪而不衰。他的作品主题经常反映对蒙古社会和经济衰落的不满，在暴露蒙古僧、俗领袖之间的对立方面是引人入胜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音乐剧《月亮杜鹃》，开始作于1831年。至少早在十八世纪，基 于西藏原型的半宗教性“歌剧”已在蒙古寺院演出，它取材于印度 西藏的佛教文学，但是《月亮杜鹃》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它是大家知道的第一部蒙古世俗戏剧。戏剧逐步普及，世俗的演员反复为世俗观众演出戏剧，为蒙古地区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世俗剧院打下了基础。①十九世纪蒙古的小说又因为广泛流传着许多西藏故事的蒙文译文而受人注意，如“潘查丹特尔”故事，但是蒙文译文常常有很大的变化。然而，这时期蒙古文学中更为重要的外来成份是中国的小说，包括故事和所谓“章回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译成了蒙文；似乎早在十九世纪初蒙古人就已读到了几乎所有重要中国小说的蒙文译本。《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和《三国志演义》特别流行。中国文学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例如，在前面已提到的旺钦巴拉之子尹湛纳希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在为捍卫清朝而参加鸦片战争之前，旺钦巴拉已经开始写作一部蒙古全盛时代的历史，他选择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体裁作为写作形式，但是他在1847年死去，这部著作未能完成。尹湛纳希写作了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