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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12月，清军在南直隶东北边境被击退，于是人们希望明朝军队至少可以守住长江防线。
“三大疑案”
在南京，士气愈来愈低落，偏执狂和党争以及伴随而来的清洗和迫害，无可挽回地削弱了弘光政权。关于三大疑案的真假问题，从1645年1月起直到这个政权结束，始终占据了人们的注意，它们最好地揭示了这个时候弘光朝廷的党派活动。这些案件本来都是可以宽宏大量地或者圆滑地加以解决的，却被阮大铖及其党羽用来达到报复的目的，说这是他们的政敌在煽动叛乱。结果产生出种种谣言，使百姓疏远朝廷。
第一件是大悲案，大悲是个和尚，他在南京城外因形迹可疑被捕。官方的秘密审问报告说，大悲故作疯颠，先供称崇祯时封他为齐王，后来又说是吴王，这些说法显然都是假的。但是，一些人认为他的陈述证明他了解包括福王在内的一些藩王的情况，而掌权的人不愿把这些情况暴露出来。不论大悲和尚是真疯还是装疯，负责审问的官员都想快些在暗中了结此案。只有阮大铖看出有追究的理由，他开了一份赞成潞王和挑唆大悲颠覆弘光朝廷的人的黑名单。但这时马士英制止了他，这个案件在1645年3月27日以公开处决疯和尚结束。
就在同一天，皇帝得到报告说，在浙江发现了一个自称是崇祯皇帝长子和太子的年轻人，于是派太监去把他请到南京。起初对他采取审慎的尊敬态度，官员们特别是崇祯诸子的讲读和熟悉北京宫廷生活的人聚在一起向他提出问题。尽管这个年轻人确实认出了一个讲读，并看来相当熟悉北京皇宫的布置，但他对许多问题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一些记载说，在严密盘问下，他承认他叫王之明，是太子的近卫。另一些记载声称这个鉴定是伪造的，说这个年轻人虽然受到屈辱，但始终坚持他是真太子。
弘光皇帝似乎真诚欢迎找到太子，但他接受了这个年轻人是骗子的决定，并反复说明这一定罪，以回答前线将领的奏疏，他们对谣传太子受到朝廷中坏人的诽谤和折磨表示震惊。由于对“王之明”和三个所谓主谋者的严刑拷问，这种谣传更耸人听闻了。
使真太子命运这一历史问题变得复杂的，是这样一件事，三个月之前，另一个自称太子的人在北方出现，在清廷引起一桩公案，其微妙与政治影响在每一点上都与南京的案件相似。②满族人最后处死了北方那个自称太子的人，但更大的意见分歧阻止南方采取这个办法，因为在南方，尽管缺乏证据，却普遍地并往往是狂热地相信“假太子”是真的。
就在审问“假太子”的同时，一个自称是弘光皇帝妃子童氏的人，正从河南被护送到南京。她一到南京就被打入冷宫，因为皇帝愤怒地一口咬定她的故事是编造的，拒绝再听到这件事。有些记述说她是如何动人地诉说与写出她和福王的关系以及遭受的苦难，另一些记述则说她很快承认她的配偶是另一个藩王，她误以为他已经在南京登基。总之，从“假皇妃”在受刑时提到的一些人名，得出了她与某些人合谋推翻朝廷的结论。这些和其他有关她的性生活的指责，自然在政治人物中引起很大的不满；弘光皇帝让这个女人瘐死狱中这种明显的残酷行为，在他的不得人心之外又增加上一层怀疑：他自己才是骗子。①供应短缺、清洗和“真伪太子案”加上逃出清军追击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有南下长江流域之势，终于引起南京久已担心的兵变：左良玉军以“清君侧”为名的东征。
弘光政权的结局
自从1644年6月占领没有防御和混乱的北京后，满族领袖即认识到必须给李自成起义军和中国北方的一般亡命之徒以决定性的打击。只有到那时才能考虑征讨南方的政权，因为当时满族人还不知道它在政治和军事上很脆弱。于是，在1644年夏和初秋，他们的领袖首先集中打击陕西南部的李自成军队，然后肃清山东北部和东部的零散起义军。清军逐渐在黄河（它从1495年起流向山东半岛之南）以北的平原上建立起一道薄弱的防线。到秋末，援军已经进入山东南部和南直隶北部，以对付从南方来的进攻。在北直隶南部和河南北部，他们肃清仍然活跃在这些地区的李自成残部。在这个时期中，明朝前线的一些军人提议合作；他们有的真的忠于南京，有的动摇不定，有的则真想背叛。最严重的背叛涉及驻守开封的总兵官许定国。
在后方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并得知南明的情况后，清廷在11月中旬决定同时发动对西安和南京的战役。这两个战役分别由多尔衮之兄阿济格王、其弟多铎王指挥。但后来河南东北部出现的局势威胁着这两个战役的成功。于是对战略作了修改：多铎在平定黄河以南洛阳至开封地区之后，转而进攻李自成在潼关的最坚固的防线，同时阿济格从北边进攻西安，对李自成的根据地形成两面夹攻。
多铎的任务执行得迅速而顺利。1645年1月初，他的军队在河南西北部渡过黄河，占领洛阳及其以东直至开封的所有据点。他们击败起义军，俘虏或接受了几个明朝将领的投降。没有后顾之忧，多铎遂引兵向西，经过激烈战斗，于2月9日攻破潼关。这时李自成放弃了西安。在阿济格的追击下，他带着一支约20万人的军队向东南方向逃走，沿陕西、河南边界进入湖广北部。多铎留在后面完成在陕西和河南西北部的作战计划。但3月11日后不久，他接到进军江南的命令。
明廷的反应是把最好的军队派到前线，击退清军并沿黄河南岸标出新的防区。但有两件事严重地削弱了朝廷应付清军进一步挑战的能力：高杰的被害和左良玉的起义。高杰是江北四镇中最能打仗也是最骄悍强横的将领，他受命从驻地徐州向西进军以保卫洛阳和开封之间的战略要道，同时与总兵官许定国协同作战。
由于高杰与许定国从前有仇隙，两人素来互相忌恨。现在两人都表示友好与宽宏。但是，1645年2月8日夜，许定国在他的睢州驻地宴请高杰，将他杀害。随后他渡过黄河投奔清军，在他们眼中，他的杀害高杰大大提高了他的身价。同时这一行动使高杰的大军陷入愤怒与混乱之中。其他各镇将领对高杰的怨恨和南京的政治阴谋，挫败了史可法重建高杰军的领导的企图。当他们不受管束地进入南直隶向扬州溃退时，守住黄河防线的希望就破灭了。
清军在陕西击败李自成，增加了左良玉部下的担心；他们害怕他们给养和纪律都很差的军队将面临来自西北的起义军的猛攻。此外，关于可疑的太子和童妃的谣言传到湖广，增加了左良玉对马阮集团的厌恶。年老、有病、精神不济的左良玉在部下祈求下，把一封假造的太子求援的书信当作真的接受，并以此作为移师向东清除马士英的借口。4月19日，当清军向东穿过河南北部而李自成的溃军在阿济格追击下迫近武昌时，左良玉开始了他的“东征”。
左良玉在九江遇到江楚总督袁继咸时，才认识到自己受了愚弄，袁继咸拒绝支持他。他们两人的军队都不听命令，密谋劫掠九江城。左良玉因懊悔致使病情恶化，不几天死去。他的义子担任叛军的领导，继续东下，沿途“征集粮食”。马士英和阮大铖怕左良玉甚于怕满族人，他们以为可以通过谈判使后者缓和下来。因此，当清军迫近徐州和凤阳时，马士英命令长江以北的明朝将领包括史可法在内移师南京以西去阻止左良玉的军队。虽然荻港附近的驻军足能阻止现已成了一帮散兵游勇的挺进队，但在这紧急时刻，注意力和兵力被从淮河地区引开了。
多铎的军队于4月1日从潼关出发以后，分三路前进：一路经虎牢关；一路经洛阳地区，沿颖水而下；一路越过兰阳，从开封东边穿过。他们在归德汇合后，再分兵渡淮河。一支指向临淮，另一支指向盱眙。后一支在徐州再分出一支精兵，在准塔王率领下沿黄河东北取淮安。直到清军在5月13日抵达扬州，他们沿途没有遇到抵抗。相反，许多明朝将领投降并为敌人效力。
史可法的军队不是大量被调走就是开了小差，留下守扬州的人很少。顽强的扬州人民回击清军的进攻，拒绝多铎反复的投降引诱。最后在5月20日，城墙被大炮攻破；也许为了做给其他可能想抵抗的城市看，满洲人下令屠城，可怕的大屠杀持续了10天。史可法自杀未遂被俘，在他拒绝顺从多铎后被杀。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义士之一。①到1645年5月30日，清军主力集结在长江北岸仪真至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