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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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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危机的后果
土木事件的后果在中文中常用“土木之变”来表示。“变”这个词指的是中国历史中一些事件的某种重要转折,不论它是中央的政变,或是具有全国意义的农民骚乱的突然爆发,或是一次大规模的外国入侵。上述的第一种和第三种肯定与在土木发生的事件相关联。蒙古领袖对北京的攻击已经使正统皇帝沦为俘虏,从而导致了中国的行政和军事组织的全面整顿。至少就这方面来说,传统的“土木之变”的说法是恰当的。但尽管边境防御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北京派出的战斗部队已被打败,而且损失惨重,许多部队被歼,但大力加固的北京城却依然固若金汤。
明朝廷没有被赶出它的新首都,并且表现了它要保持它在华北的地位的决心。从其他更早发生的事件看,这种反应就显得更加坚定和果敢。明朝刚刚结束在麓川的旷日持久的征战,福建、江西和浙江交界地区的大规模的农村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开封附近的黄河决堤引起了大洪水并切断了大运河。除了这些祸灾外,还有瓦剌的入侵和皇帝被俘引起的围绕皇位的危机。但是这一多方面的危机似乎对明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信念起了激励的作用。坚定而果断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出现了。有大量的证据证明,甚至在发生这些主要事件的京城,官僚体制依然稳定,文武官员决心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各省本身几乎没有卷入这些事件。明朝在15世纪余下的时期中的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木事件的震动和北京的新领导为了应付危机而采取了大胆和有效的措施。
应该记住,土木危机应该从敌人的虚弱这一角度来评价。也先不是成吉思汗,瓦剌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构成相当于13世纪初期蒙古人的那种威胁。在也先的时期,蒙古人的真正利益不是领土征服,而是维持与中华帝国的紧密和有利的经济关系,他们的领袖也很清楚这一事实。也先未能扩大他的战果,他在释放原来的皇帝之后又与明朝廷保持一般的友好关系,部分地是出于这种考虑,部分地则是由于他自己的虚弱和在蒙古人中的不稳定的地位。当1453年他最后自立为汗时,内部冲突立刻爆发,并导致了他在1455年的死亡。
但是蒙古人的虚弱和内部分裂并非完满的解释。在15世纪,中国保持了比较有效的行政,它的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能够顺利地应付各种各样的内部的和外部的问题。
景泰政体
景泰时期,即景帝统治时期(1450—1457年),普遍地被人们判定为恢复了稳定、由干练的大臣们卓有成效地治理、进行合理的改革以及为北京和北方边境制定正确的防御政策的时期。传统的历史学家也判定,与前十年邪恶无能的宦官不幸地把国事搞得一团糟的情况相比,它的政府要受到赞誉。但是新政体不仅仅是一个从宦官统治向官僚恢复权力的过渡。至少在景帝统治的初年,新的改革受到以兴安为首的高级宦官的支持,而且是与任何官僚或将领一样热诚的支持。更确切地说,新政体的力量必须被看成是“民族觉醒”的结果,即在土木灾祸之后人们对国家需要进行彻底重建的普遍认识。
新政体与15世纪30年代王振取得权力前由三位大学士负责的前政体有某些共同点,这种延续性尤其在年长的王直(1379—1462年)身上体现了出来。1443年王直被杨士奇任命,从此他是与王振抗衡的主要人物之一,皇帝征讨也先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又是土木灾祸后处理北京危机时于谦的主要合作者之一。1450年当讨论英宗返回的问题时,王直是主张派使团前往蒙古人那里的主要人物之一。1451年当他已72岁和希望退隐时,他作为一个元老政治家,仍留在朝廷担任吏部尚书,但这时多添了一位尚书与他共事。从1451至1453年,何文渊(1418—1457年)也担任吏部尚书,然后在1453年由王翱(1384—1467年)接任,王是都御史,他先在辽东,后在广东、广西负责防务时成绩卓著,这时还得到于谦的支持。
王直和王翱在关键的吏部都留任了很长时期(分别为1443—1457年和1453—1467年),他们识别和选拔官员的能力可从15世纪第三个25年的总的行政质量中看出。高级官员的稳定性是景泰政府的特点。户部尚书金濂、礼部尚书胡(1375—1463年)、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石璞以及兵部尚书于谦本人(从1455年起石璞也任兵部尚书)都在整个景帝在位时期任职。都察院的主要官员陈镒(1445年被任命,1454年退隐)、杨善、王文、萧维慎和李实都留任而没有变动;军队的高级指挥机构也是如此,它包括了像石亨和宦官将领曹吉祥(死于1461年)和刘永诚(1391—1472年)那样一些有很高素质的人。
虽然王振已在土木被杀,尽管在1449至1450年进行了大量不利于他死后名声的批判,但新政体决不意味着宦官权力的消失。在土木灾难以后,于谦在集结朝廷力量保卫北京时最重要的支持者中就有主要的宦官金英和兴安。金英在15世纪30年代已经很有权势,但在宦官的集团中丧失了原来的支配地位而被王振取代。这时他又成为司礼监的负责人。但是他经常支持被俘的英宗的活动使他在1450年后期受到审讯并被关押。他被兴安所接替,兴安在1449年以前相对地说是一个次要人物,但这时成了宦官集团中的无可争议的首领,在关于释放英宗的谈判和在1452年5月指定新皇太子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他还以对佛门慷慨布施而闻名于世。他在整个景泰统治时期一直左右着朝廷。宦官在军界也保持着强大的势力,主要人物有曹吉祥和刘永诚,前者在麓川之役中和在镇压福建叛乱者时曾率军作战,后者曾长期在北方边境任职。两人在1453年的军事组织改革中都起了作用。
这个稳定的统治集团可与后来在嘉靖初期或万历初期控制政府的那些杰出的文武官员的集团相比,但是不论在人事和政策方面,它与更早的三杨政体之间的延续性也同样是明显的。不过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景泰的政体却很不相同。大学士陈循和高穀是平庸之辈,虽然内阁成员在1457年以前几乎保持不变,但内阁在制定政策时没有发挥主要作用。
不幸的是,新政体没有长期保持真正的统一。英宗在南宫的存在经常给新政体投下了阴影。1451至1452年,新政体中不容置疑的领袖于谦与他原来最亲密和最重要的合作者,即有野心的石亨发生了一系列的争吵,因为石亨及其家族滥用职权,贪污腐化。皇帝退回了石、于二人的辞呈,从而失去了解决这场争吵的良机。1454至1455年,于谦得了重病,再也没有恢复他个人特有的冲劲。这种紧张状态明显地影响了朝廷和政府的气氛。使官员们日益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因素是负责司礼监的兴安开始越权行事的方式。正如下面将要谈到的那样,原来的皇帝的继续存在和尚未消失的继位问题也在政策问题方面破坏了朝廷的团结。
防务的改革
很明显,在经受了土木之变的影响后,压倒一切的需要是明代军队的彻底改组。当永乐帝在北京建立帝国的首都时,他从全帝国的戍军抽调战斗部队,并把他们集结在北京地区,组成了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他再从这三大营抽调他的征战军队的核心。以后某个皇帝总是从这些部队中抽调人马以支持亲征。因此,英宗率领征讨也先的军队,即1449年在土木被彻底击溃的那支军队,是由这三大营抽调的士兵组成的。1451年,当时的兵部尚书于谦开始重新组织新的戍军,他先从所剩的部队选拔10万名战士,并把他们组成五个团营;1452年,戍军的兵力增加了5万人,并被改组成10个团营。在征募戍军的过程中于谦还彻底改组了京师卫戍部队的指挥机构。④对戍军的控制权原来由贵族和宫廷宦官分掌;戍军中的每个营完全自主,分别受训,并各由它自己的战地将领统率。当来自各营的士兵必须共同作战时,这种情况在战场上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在于谦计划的安排下,每个团营由一个战地将领统率,整个戍军由一名从将领中选出的战地统帅控制。对戍军的监督到那时为止只由宦官负责,这时扩大到京师的官僚集团。总之,他建立了统一的指挥,并且加强了京师武将监督戍军的作用。①水利的兴修和黄河的治理
景泰统治时期另一个突出的成就是有效地进行了修理1448年秋造成的黄河堤坝裂口的工作。自前一个世纪末以来,黄河的治理屡次出现问题,黄河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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