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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1377年，在行政和礼仪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改进。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建立了12个省一级政府，用它们取代了元代的行中书省。这种新的省一级行政被称为承宣布政司；它与1357年创立的都指挥使司相平行。①1376年，两年一度分别举行的郊祀天、地之礼在施行了九年之后，皇帝感到需要加以简化。他坚持说，分别祭祀天和地是不合乎自然的，正如把祖母和祖父分开祭祀一样的不合人情。所以他命令官员们给他找出合祀的历史根据，他同时又要求另造一特殊享殿用于新的“大祀”。第一次这样的祭祀举行于1377年阴历十一月，后来它每年在阴历正月举行。1377年和1378年这种祭祀必须行之于奉天殿，因为新起的大祀殿尚未完工。②皇帝也改了祭祀社稷神灵的许多细节。他有一般常人的想法，不愿淋雨；1368年他询问官员，如果天气恶劣时在户外进行祭祀，造一个建筑物来保护他是否可行和正确。1369年他建起了望祭殿，当他主持社稷坛的祭祀时他就可以在这里暂避了。但是，他在1377年又再作了改动：他得出结论认为，像分开祭祀天和地那样，分开祭祀社和稷也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有一名学者马上建议在皇城的午门外建一个合祀之坛。这位学者还建议，社稷坛的祭祀本来属于第二等祭祀，可以提高它的等级为大祀。他进一步提出，合祀的神灵（这里指勾龙和周弃）的位置应该由已故的皇考来顶替。③这样一来，皇帝的祖先们也在皇帝的祭典中被抬到了重要的地位。皇帝的父亲早已配享了天地。1369年，皇帝的父亲已配享天于方丘；1370年又使他配享于圜丘。这些步骤把皇族抬到了空前的高度。
胡惟庸的权力在1376年和1377年开始增长。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1355年参加朱元璋幕府，从1357年以来便赢得了他的领袖的尊敬。①在1373年和1377年之间，他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李善长和李文忠在这时的地位比他的更重要。但是，胡惟庸在1377年开始得到皇帝越来越多的恩眷。1376年李善长在他扩大权势的过程中受了一点小挫折，因为他作为左丞相，被汪广洋弹劾为傲慢和不忠。汪广洋是高邮（在今江苏）人，自1355年以来即给朱元璋服务；他可能嗜酒，肯定对他的对手李善长怀有嫉妒心理。总而言之，当李善长的跟从者之一胡惟庸升为丞相时，汪广洋就成了胡惟庸的下级助手。派系斗争和官场中的紧张情况开始影响政府的工作。
在面对派系纷争和情报被切断的情况下，皇帝开始扩展权力到情报的搜集和传递程序方面。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设立了一个官署来处理所有的行政的要件；这就是通政司，它应该审查一切命令，并且让“实封直达御前”。②他也第一次命令御史们开始巡行全帝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做是想要促进地方上的下情得以上达。③已知的第一次对胡惟庸的攻击是在1377年8月发动的。胡惟庸已经把他的亲密盟友提到了高级职位上，并且开始撵逐他认为不太会支持他的人。这促使浙江人御史韩宜可在御前当面攻击胡惟庸及其两个盟友。他告发胡惟庸等人不忠于皇上，僭越皇帝权力；他要求皇帝把他们斩首。皇帝对此很发怒，命把韩宜可交付有司并下狱。但是，这位御史并未处死。尽管他的行为莽撞，他却活到了为下一代皇帝出力的时期。①这次事件发人深省，因为仅在三年以后皇帝察觉到了胡惟庸的不忠，并且因听说胡惟庸有夺权阴谋而作出强烈的反应。
1378年，皇帝的次子朱樉和三子朱㭎奉命分别前往西安和太原就国。同时，其他四个王子——包括燕王朱棣在内——也奉命前往中都凤阳居住。凤阳作为皇族的老家在这些年内用作皇子们习武之地，以使他们将来能捍卫帝国境内的各战略要点。
1378年重新开启战端了。当元朝统治者爱猷识里达腊在1378年死的时候，继位者不是在明朝羁留多年而于1374年被送回的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剌，而是爱猷识里达腊自己的弟弟脱忽思帖木儿。②虽然明帝遣使赍玺书及谥号，但蒙古人的威胁依然实际存在。可是，蒙古人并不是1378年大规模征讨的对象；这次征讨旨在对付西藏。
1378年11月，已经封侯且有大量俸禄的沐英被任命带领讨伐军去平定西藏和西川。西藏诸教派和明朝廷有联系，因为皇帝在12月派宗泐为使，去求取已在中国遗佚的佛经经典。但是，极西部形形色色敌对的集团挑起了事端，因此皇帝决定进兵征讨。沐英于1379年2月在今甘肃洮州打了第一次大胜仗。这时沐英设立了洮州卫；虽然洮州早就被明军拿下来了，但是，直到沐英在1379年在这里的一次胜利才使这个地区完全归于明朝统治之下。深得皇帝信任的李文忠被任命来经管洮州卫；1379年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那里。他在征讨“藏族十八部”时战绩卓著，但是，这也是他最后的军旅生涯了。他在西行任务结束后回到南京，兼管了大都督府和国子监的工作。到了1379年10月，沐英接连在西藏打了几次大胜仗，俘获敌人3万名和20万头家畜。
③ 见第1、2章各有关段落。
④ 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88—791页；《明史》＇41＇，132，第3863—3866页。
① 《明史》＇41＇，134，第3897—3898页。
①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9，第15页。
②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14—1318页。
③ 其中可能有印度僧人班迪达（1381年死），他率领12名印度和尚也于1371年到达了南京。自1364年以来，他们即在中国的蒙古朝廷内。《明实录·太祖实录》＇380＇，68，第1282页；陈鹤：《明纪》＇53＇，3，第18—19页。
① 《国榷》＇498＇，5，第460页；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7，第2—3页。关于宗泐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19—1321页。
① 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83—1085页。
① 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79—1083页；《明史》＇41＇，126，第3756—3759页。
② 《明纪》＇53＇，3，第22页。
③ 《明纪》＇53＇，3，第22页。《六部职掌》现已不存。关于它的最初文本，见翟善编：《诸司职掌》＇17＇（1380年；重印本载《玄览堂丛书》，第43—50卷，1940—1941年；台北重印本，1981年）；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与新加坡，1968年），第178页。
① 《明纪》＇53＇，3，第23页；《明通鉴》＇210＇，1，第296页。
② 《明通鉴》＇210＇，1，第303页。
③ 关于他们的传记，见《明史》＇41＇，118，第3612—3613页。
①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8，第1—2页；《明通鉴》＇210＇，1，第305页；《国榷》＇498＇，5，第482页。
② 正如下面所示，现存的最早文本是1381年颁行的修订本。
③ 《明通鉴》＇210＇，1，第306页；《国榷》＇498＇，5，第485页；黄彰健：《论颁行年代并论明初封建诸王制度》＇240＇，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2（1961年），第119—137页；重印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242＇（台北，1977年），第31—56页。
① 吴晗：《朱元璋传》＇58＇，第246—247页；《明实录·太祖实录》＇480＇，74，第1379—1380页；泰勒：《明太祖与勋贵》＇505＇，第62—63页。
② 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403＇，重印于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1963年），第91页；《明史》＇41＇，93，第2280—2281页。
①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第1534—1535页。
② 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403＇，第98页；《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第431—432页。
③ 1389年版本据说保存在朝鲜的1395年版《大明律直解》＇286＇中，高土褧和金祇编（1395年；重印本，汉城，1936年和1964年）。实际上这个文本包含442条，而1389年版应为460条。1397年版也与此数相同。《直解》在朝鲜文本中是用中朝官体书法——吏读——写的。此种文本于1936年由朝鲜总督府中枢院在汉城重印。它的现代版本是1964年在汉城由法制处出版。在这一版中，吏读字体的《直解》也被翻译成了现代朝鲜文。
④ 《国榷》＇498＇，5，第513页；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徐九皋编（1535年；重印本，台北，1965年；重印本，京都，1973年），15，第1—2页。关于对皇帝御注的详细研究，见柳存仁：《道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