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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踩拭枋隽�9世纪40年代中央控制农村的程度，它表明乡村还是颇为稳定和繁荣的，甚至在半独立的河北也是这样。③总而言之，县令（唐代最低一级政权）对地方事务的最小限度的干预一直被容忍到反王朝的力量明确地要向国家权力挑战之前的9世纪70年代。另一方面，唐朝后期的经济和社会继续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比如私人手中的大庄园日益发展，同时农民的生活相应地出现混乱。其中有些变化中央政府是故意视而不见，有些变化它又无法理解，在行动上也敷衍了事，无所作为。中央组织机构的固有缺点，在9世纪中叶的稳定时期也暴露出来，最初表现为点点星火，即兵变和抗税骚动等等。由于这些事件至少在9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地说不太经常而且又是孤立的，它们能被长安平定，因此产生了老一套救治办法还有效的错觉。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既未诊断出来，也未得到纠正。①在宣宗统治的末年，武装叛乱纷纷出现于今天的广东、越南北部、江西和湖南，另外还有宣州（安徽）康全泰和浙东（浙江）的裘甫这两次严重的兵变。它们历来被认为是最后直捣唐王朝心脏的王仙芝和黄巢的灾难性叛乱（873—884年）的先驱。这一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命运开始不受长安控制的时候，我们可以恰当地说，它标志着我们论述的宫廷政治的结束。虽然唐王朝此后名义上存在了大约四十多年，但9世纪末年应该视为五代时期的开始。
九世纪初期和中叶的对外关系
如前所述，中国人在8、9世纪之交在西南的胜利和同南诏结成的反吐蕃联盟的巩固，大大地缓和了吐蕃人对西部边境的压力。此后吐蕃转而攻击回鹘人。吐蕃在791年拿下原来属于中国的北庭前哨基地，它便开始想扩大沿它北部边界的势力范围。除了想增加自身的安全以外，吐蕃向北扩张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渴望至少要控制通过中亚的远程贸易的一部分地段，梦想损害回鹘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贸易。800年以后，吐蕃人对现今陕西的中国外围城镇的零星侵犯虽然被唐王朝方面警觉地注视着，但很可能是他们攻击回鹘人这一主要目标的附带行动。不言而喻，回鹘人也很不安。对于吐蕃人干扰他们的贸易和进贡商队，他们的反应是在813年在吐鲁番附近举行了一次大反击，但是这次战役没有取得决定性结果。①后来在9世纪头10年后期，这两个亚洲内陆的强国都主动向中国发动外交攻势：回鹘人用第三次请求和亲的办法重申他们与中国人的联盟，吐蕃人则迫切地要求与唐政府缔结策略性的休战条约。
为什么吐蕃适值此时要接近中国，这个道理现在尚不太清楚，一个听起来可信的假定是，宪宗时代的唐王朝内政已很有起色，因此它能够比8世纪后期对外部施加更大的影响。这两个国家早在808年就对各种问题开始进行谈判，人们认为吐蕃新王可黎可足（约 815—836年在位）特别希望和平。 819—820年吐蕃人大举进攻中国的西北，是针对性地向唐朝皇帝施加压力，以迫使他同意签约。821年双方在长安就一个全面的条约进行谈判，次年在拉萨最后商定初稿。它规定：结束战争状态；停止对对方领土的侵犯行为；制定关于使节旅行的规则；调查并遣返在边境附近拘捕的“可疑分子”。②9世纪20年代西藏的政治史也很动荡不安，其特征是佛教王室与权势藩臣家族之间的斗争——后者的许多家族都拥护土著的苯教。③毫无疑问，这种削弱力量的内部纷争是使得821至822年的唐蕃会盟在订约之后没有马上破裂的重要原因，而783年的条约却不是这样。整个说来，吐蕃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在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是和平占了上风。大约在840年，吐蕃君权迅速式微，并且随着达磨王之死而不复存在：据西藏和中国史学所述，达磨王是一位凶恶、放荡的“末代昏君”。鉴于他反对佛教的态度，部分情况至少是这样的。诸王子在达磨王死后的继承权斗争中把吐蕃弄得四分五裂。他们已不能再陈兵河西走廊了。吐蕃王国曾经长期成为晚唐历史中的主要外患，此后在东亚的国家关系中已不起重大作用了。
从大约795年到835年，回鹘人的势力正如日丽中天。他们在这几十年和中国的联盟中受益越来越多，但中国的财政支出却是灾难性的，不胜负担。最初，唐朝商人以丝绸交换回鹘人的马匹，以此作为正常的经济交往。但是在8世纪后期和9世纪初期，中国政府需要大量马匹来对付讨伐方镇的战争，又因吐蕃人的侵占西北而失去了最好的放养牧场，它只有依赖回鹘人供应马匹。回鹘人利用这种形势，把次等马匹南运到中国，其数量之多大大超过了唐朝的需要。回鹘人对这些马匹索取高价（通常是40段丝绸换一匹马），而且隐含报复之意。中国没有其他良策，只好“死的活的都按头计算”，一律照价付清，否则就会使边境被侵犯的风险大为增加。①中国的国家财政在这种重压下受到损害。在几次强制性的马市交易中，多达50万段的丝绸因而易手。虽然有些丝绸供应了回鹘宫廷的消费，但大多数丝绸变成了回鹘人的亚洲内陆贸易的津贴。可以预料，许多中国官员非常不满意这样一种情景：长江下游的织绸妇女在织机上辛勤劳动，所产丝绸却被政府支付给了“外夷”。回鹘派来中国的使臣和他们的代理人——摩尼教僧侣和粟特商人——的傲慢无礼态度，更加深了这种屈辱感。
可是，与回鹘的友好关系却是晚唐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太和公主在821年婚配给回鹘可汗，不管这多么有损于中国人的面子，但总归是结盟的重大象征，而且由于巨大的嫁奁和公主本人的高贵身分，这一结盟的重要意义也就更显得突出了。事实上，在与唐王朝交往的外国列强中，只有回鹘人获准婚娶了真正的公主作为可汗的配偶，而且他们也只有三次。其他国家如果也有幸结亲，所娶的则是皇帝的远房女姓亲属。①回鹘人和吐蕃人一样，在9世纪30年代也被内部的权力之争大大削弱。一个甚至更加令人瞩目的巧合是，840年正当吐蕃作为统一的国家而走向崩溃的时候，黠戛斯也成功地推翻了回鹘帝国。如上所述，李德裕在843年曾经驱散了聚居在中国边境的大批回鹘难民。因此，亚洲内陆的国际政治在很短时间内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吐蕃和回鹘帝国衰落以后，唐政府才能使自己在北方和西北摆脱广泛的外国的复杂关系——这是王朝建立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形势。
经李德裕劝说，武宗做出了下面重大的决定：不去收复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安西和北庭殖民地。②李德裕坚持，即令这些边远地区能重新从土著人的手中夺回，在那里再事建筑要塞，由此而来的开销和危险与可能的收益相比，也是得不偿失的。何况北方大草原的新主人黠戛斯已经表示，他们有意与中国共存共荣，甚至可以做中国名义上的藩属，以符合唐王朝意识形态的传统和外交上的礼仪。黠戛斯和唐王朝之间的这种互相克制的态度，实际上使边远的大草原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
对接近中国家门口的地区，中国人从9世纪40年代初期之后只限于恢复他们原来的西北方面的领土和重建北方边境地区的天然防线。这种方针是采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其具体做法则视几个外围地区的具体军事形势和居民人口的构成而定。
西起敦煌东到兰州的河西走廊，在840年以后变成了不再效忠于拉萨王的吐蕃各领袖进行激烈武装斗争的舞台。不久，一个名张义潮的中国冒险家纠结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他召募的是住在商路沿线各城镇的“中国人”（其中许多人可能是中国—吐蕃—突厥人的混血种）。到了851年，他已经把吐蕃的封建领主们驱逐一空。他派遣一名使节到长安自愿向唐王朝归顺，这使得朝廷大受鼓舞。他被授予“归义军”节度使及其领袖的地位。张义潮的彪炳功绩后来使他变成了他的原籍敦煌地区人们崇拜的对象，并且变成了激励人心的尚武歌谣的题材。①位于甘肃东部的原州和秦州等一大批重要城镇陷于吐蕃之手已达约百年之久，现在在9世纪40年代后期都直接归附了唐王朝。唐王朝的将军们能够不费多大力气就降服了那个地区吐蕃骑兵的残余。
可是，政府在平定长安正北约300公里的鄂尔多斯沙漠以南的长城边缘地带草原时却遇到了大得多的困难。这里，沿今日宁夏和陕西的交界，住的是唐古特人（党项），这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