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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剑一概没收，仇士良和其他权势宦官就能够达到更加安全的目的。
总的说来，骚乱平息以后，宦官们就想照老样子行使他们的权力，也就是说要避开公众的视线。这部分地是因为有些节度使暗示要进行军事干预，以阻遏赤裸裸的宦官专政。①而且还因为宦官也愿意与官僚阶层重建一种李训和郑注上台以前曾经存在的工作关系。一个引人注意的不同之处是，朋党双方的成员都同时做宰相，而在以前权力却走马灯似地在两个朋党之间来回倒换。另外，朋党的次要成员实际上被任命为宰相，而那些知名领袖的地位的恢复却很慢，他们从方镇上回长安要经过严密监督的步骤。这可能反映了宦官在政府内廷的会议上有了更大的势力，影响当时官僚个人安全的状况同样也反映了宦官们的这种势力。宦官说服文宗撤掉保护宰相的卫队（这是自815年武元衡被刺以来就实行的办法），其目的无疑是要使宰相感到自己更易遭受压力。如果个别官员的言行出格太远，宦官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例如宰相李石（784—845年）在838年就曾险遭不测。
甘露之变的失败似乎使文宗神情沮丧。836年宦官的意图变得一清二楚之后，他对政务越来越没有兴趣了。他无精打采，凄凉惨淡，厌于廷议对问，甚至再也没有兴味谈诗了，他饮醇酒求醉，并且悔恨过去的错误，他开始盘算他在历史上的地位。839年他要求观看《起居注》，以了解对他的写法，但却被编纂的官员谢绝。这表明，他担心被写成了历史上遗臭万年的皇帝。②他在喝醉时曾对一位年轻的翰林学士赐酒并呜咽地说，古代最不堪的君主只受制于诸侯，而他本人却糟糕得多，竟会受制于家奴，即宦官。这一年他旧病复发，840年初去世，时年30岁。
皇位继承问题的危机随着文宗身体状况的恶化而发展，这是晚唐历史中继承问题比较复杂的一次。原来的太子，即文宗唯一有资格继承的儿子，在838年被杀死。太子之死的情状疑莫能明，但文宗显然同意处死他，因为文宗越来越不宠幸太子之母，又被太子的年轻浮躁所触怒。①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敬宗的一个冲幼的儿子当了太子，但由于他的年岁和有病的体质使局势很不稳定。另外两个皇位候选人出现在宫内，他们都是文宗的幼弟。安王溶是后宫中有权势的杨贤妃之子，他得到母党族人、又是牛党宰相的杨嗣复及一些宦官的支持。另一可能的帝位继承者为颍王，他是神策军中尉等人拥立的对象，他们最后取得了胜利。文宗本人对这最后的选择竟无能为力，因为他一贯不能在这样重大的事件上下决断；总之，到了839年，他耗费了大部分时间来哀痛他儿子之死。中尉仇士良及其盟友能够假传圣旨立颍王为摄政王。文宗死后颍王即位，他是穆宗的得以君临唐帝国的第三个儿子。获胜的宦官集团立即设法处死了另外两位王子、杨贤妃以及他们在宫禁中的支持者。②武宗朝（840—846年的李德裕）
武宗即位以后，政治报复行为从内廷蔓延及于外廷。最初的打击目标是牛党的宰相杨嗣复和李珏（785—853年）；这两人是在文宗时代的末年爬上最高官位的。仇士良既要罢他们的官，又要他们的脑袋，因为他们支持过武宗的弟弟和对手。武宗并不反对这个想法，也可能让人们处他们以死刑，若不是最不可能为他们辩护的李德裕出头干预的话。李德裕在840年末被任命为宰相，他不顾朋党的利益，激切地为他的政治对手们的性命请命，不是一次，而是三次向皇帝迫切陈词，并且动员朝廷的舆论来支持他的行动。最后武宗咆哮着向李德裕说道：“特为卿等释之！”③很少有更好的例子能说明李德裕在这位反复无常的天子面前所享有的如此特殊的恩宠以及他如此善于发挥宰相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时五十几岁的李德裕，已为获得这样的机会准备了一辈子。他的传记和诔词异乎寻常地谈到了他的抱负、克制和干劲。但是，除了他个人的奉献和自力更生精神以外，他还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善于找出和利用每一个可能推进他的事业的关节。自然，他是宪宗时代的贵官和宰相李吉甫之子，从一开始就沾了很大的光，但在他的公务生活中再没有什么偶然机遇之赐了。在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代，李德裕在方镇中入幕，度过了他早年的大部分生涯，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他著名的父亲而涉循私之嫌。可是，他在方镇任职时期小心翼翼地巴结了一名宦官，据说给了这个宦官以巨贿，使之能关照他的利益。在这个宦官回到长安以后，李德裕被穆宗召为翰林学士，这不是一个年轻人能凭偶然机会得到的职位。
李德裕在翰林院中结好于李绅和元稹，像前面已讲过的那样，他卷进了日益扩展的朋党活动之中。在这个时期内，李德裕在实际协调他们那一派的政治方略时究竟做到什么程度，这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他离开长安比在京师做官的时间多得多。他两次任浙西节度使，在长江下游的那个方镇几乎长达八年之久；他又在西川供职三年，在这里获得了对外事务方面的经验。他在9世纪30年代初期文宗时代确曾做过短时期的宰相，但甘露之变的密谋者编造一个情节把他也株连在一个莫须有的叛逆罪名中，此后他便被贬为湖南南部的一个刺史。可是，他没有被贬逐多久。甘露阴谋失败以后，他又被任命为节度使。通过他与另一名宦官——仇士良的下属——的友谊，李德裕最后在840年被召回长安，在新皇帝下面当了宰相。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武宗于846年春去世时止，李德裕是唐王朝京师里主宰一切的政治人物。
李德裕作为宰相的政治作风肯定地是赞成儒家的理论和实践中主张搞极权主义的一派。他钦佩管子和西汉的一些强有力的宰相。他继承他的意志坚强和说干就干的父亲的品性以及他在几个方镇任内拥有的长期行政经验，使他自然而然地能够把一个负责的宰相之治运用到高级行政中来。他的作用受到皇帝的嘉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同于代宗后期元载的强人统治。它也大大不同于唐代的制度，因为按照唐代的规矩，国家大事都要由几位理论上权力相等的宰相在皇帝面前展开辩论，宰相们在文宗晚年出于派性而争吵不休。①与此相反，李德裕现在被赋予实际权力，能为政府做出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据我们所知，他的方法是先搞一个最小规模的磋商，再彻底检讨有关的讯息和情报，然后独自退往后花园拟定计划。这种方法特别不寻常，因此值得他的同时代人予以评论。通过他留下的大量政事文书来看，我们知道李德裕之享有一位极端干练的行政官员的名声，不光是同情他的历史学家描写的结果。他善于掌握细节；会斟酌别人的长处和短处而量才加以使用；能够协调大规模的政府行动，并且向皇帝提交设想复杂的建议：这些才能都不时地反映在他的奏疏和代拟的制诰之中。在这些方面他足以与陆贽相匹，而在实际工作方面又或过之。主要由于李德裕的努力，唐政府才能够顶住9世纪40年代之初经常发生的外国可能的入侵、方镇的叛乱和国内的骚动等危机。
如果李德裕在他恢复掌权时能够使李党获得胜利，那么，这个胜利是低调的。他不断地对他的个人政敌牛僧孺和李宗闵施加压力，从而把他们一劳永逸地从高层政治中排挤出去，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对于进行特别过火的派性清洗活动似乎不感兴趣。②同样地，他对与他共事很久的人报之以宰相之职，例如诗人李绅（842—844年在职）便是著名的例子，但是这些人无疑都当的是配角。不言而喻，李德裕不能全由自己来直接指挥唐政府的活动，但他对助手的挑选似乎表明他意在加强他自己的威望，而不在于改变中层官僚阶层的结构。
同样地，李德裕对政府事务进行的一些小改革是要给坚强的行政权提供便利，以符合他的政出一门——即政令应出自宰相府——的原则。①公事程序的改革包括把常务（日常事务）的主要责任交还给中书舍人。这些中书舍人直接受宰相管理，因而改革的企图是想解除翰林学士五十多年来不受外廷监督的那种职能。②与此相应的努力是要使宰相府囊括一切重要事务，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和与节度使交往的文书，并且把有关这些事务的文件保管在宰相府的特设档案内。很显然，这些办事程序在以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