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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朋党结盟的影响是向下层发展的，像金字塔那样，老门生故吏开始组建自己的门生故吏队伍。
他的这一席话当然有某些正确性，但也有许多疑问，例如朋党的下级成员再吸收自己的大批党羽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他们是否有调整朋党关系的自由；交换信息的可能究竟如何，如此等等。有些朝廷大臣勉强地算是属于某一个朋党，但在风吹草动之时又采取骑墙态度，从上面这样的例子来看，我们是有充分理由怀疑那些小人物的忠诚的。此外，我们也可以问一问，为什么大规模的朋党问题的后果在史料中不能写得更清楚些。如果真有成群的官员和胥吏在短时期内来去匆匆，长安应该是群情哗然，沸沸扬扬的了。那样规模的骚动至少应该同广泛的人员转变有互相的关联，或者应该同异乎寻常的变动率联系在一起。我们现有的关于那时官僚政制的唯一一本材料集是严耕望所编制的尚书省最高官员姓名表，①它的容量大，有利于考核检查。利用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当朋党活动处于它的高峰时期，尚书省官员中的改弦更张者和动摇分子在这些年中并非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830年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这时期进尚书省和出尚书省的事远远不如安禄山之乱和顺宗年代那种动乱时期的情况引人注目。虽然这些官职并不一定代表京师整个官场的情况，但就我们目前的认识程度来说，我们应该怀疑是否存在依附于牛李党争主角的巨大的垂直系统的派别集团。
历史上曾经有人作过尝试，想找出分裂成朋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最有希望的尝试是把李德裕对李宗闵和牛僧孺的敌意追溯到808年举行的一次较早的考试。②这次较早的考试不是试进士科，而是皇帝命令举行的高级职称考试，名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在这次考试中，考生牛僧孺、李宗闵和另一青年人皇甫湜（约777年生）在对皇帝的策问中有些略超常见的答案，他们指陈了他们所认为的当前政治中真正弊端之所在。他们的文章最初虽然被试官所识拔，但后来又被认为调子过于激切。据认为，这三个人是采用了这种办法来非难宰相李吉甫的政策和人品。他们对李吉甫的攻击使得13年以后他的儿子李德裕对他们以牙还牙地施行报复。
皇浦湜808年写的这篇文章是仅存的一篇答卷，它引起了特殊的学术兴趣。5000440＿0671＿0①它盛陈音调铿锵的辞藻，同时备述君德之必要和关于郅治的忠言，但它不时归结到具体的事务。它的整个调子都在儒家传统范围内，要求皇帝克制和谨慎。皇甫湜力劝宪宗不要陷入当时成为时尚的琐屑改革之中，而要使国家自然地繁荣起来，其方法是有奖有惩，奖惩得宜，而且要勤求贤德君子为朝廷大臣。虽然这篇文章的名声在于它尖锐地攻击了李吉甫，但它既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纯以个人好恶来发议论的。它的许多哲学背景，包括取材于《荀子》的内容；它所含蓄地提到的政治问题，如无限制地发展的黩武主义和出现于全国的经济困难等等，都是当时知识界通行的观点。另外，皇浦湜也没有点名批评别人，据认为他的某些不甚隐晦的词句是指向宦官的，而宦官乃是这种文章最常用的靶子。不幸的是，现在已不可能弄清楚其他两篇文章的内容了。
由于这份答卷是所谓的牛党同伙留下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极少数文章中的一篇，它便被看做是整个该党共同的观点。事实上，它的用处是有限的，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皇浦湜本人后来消失于舞台，而且在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从未参加政治活动。如果我们认为皇甫湜反对主张实干的和务实的宰相跟同样主张实干的和采取改革态度的皇帝之间的合作这一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文章是呼吁官员们应采取更慎重、整个说来更合乎道德原则的态度。但是，它并未告诉我们李吉甫有什么观点，而且正像现代学者冯承基所指出的那样，皇甫湜的文章写完以后所出现的一些混乱事件，使人不能不怀疑李吉甫就是它要打的靶子。①最重要的是，皇甫湜的试卷没有什么预言性价值；文中所指的具体现象不可能反映到以后几十年的炽烈政治斗争中去。它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气质风格，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几位最重要的朋党领袖所写的更耐人寻思的论文（特别是李德裕、李宗闵和牛僧孺的论文），也引起了同样的解释上的问题。②根据我们当前对唐代思想史的了解，它们发表了一系列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从文章的题目和对题目发挥的观点看），远远多于其发表的政治哲学上一贯的歧见。这些论文多半对于任何深远地促进社会进步的前景表示悲观，认为在混乱之际不能有所作为；但是，文人学者不能简单地规避责任而不去选择拯救社会之道。因此，这些论文从古代摘取了一些嘉言懿行——其中有些是合适的，有些不可尽信；它们还把传统观念（如“私”字）加以牵强附会，以期与眼前问题联系起来。③论文的作者们在朋党倾轧不已和政治安全无保障的时候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它们都没有把哲学和政治的组合加以任何联系，也没有说明是什么观点和态度把这些人分成李党或牛党。
学者们推究两党之间对于实际政治问题的歧异，一般都集中在宪宗时代的战争问题上。如上所述，李吉甫一向主张对割据一方的方镇采取坚定立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主张用兵。反之，李绛则反对812年迫使魏博镇就范的办法，而且魏博确实不久自动听命于朝廷了。这两位宰相在812至814年之间的冲突有着一切传统对抗的因素，引起后世历史学家极大的关注。这个有限的一系列事件被概括地描述成：牛党是主和派；李党是主战派。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9世纪第一个十年代这两个人的争论和十多年以后的牛李党争等同起来呢？有什么理由把李绛甚至称为牛党的一个精神追随者呢？就我们所知，他从未直接攻击过李德裕，也从未在9世纪20年代积极参与过牛党的事务。事实上，他受到过穆宗和敬宗时代牛党宰相李逢吉的严厉批评。至于说到和战之别，为什么要忽视牛党的成员也被卷进9世纪的各种军事问题中去呢？（例如李逢吉就曾主张对822年的宣武镇叛乱用兵！）或许人们会说，牛党诸宰相对方镇敌手的态度要更慎重一些，但是，把他们看成和平主义者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如果只是因为裴度和李德裕都是有能力的军事领袖便把他们当做始终如一的和不顾一切的武力论者，那就只会越说越乱。何况大多数同方镇交锋的真正重大的军事冲突，在9世纪20年代中叶朋党斗争开始加剧时已经发生了。对于9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那些小兵变如何定罪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很难想象它们能对全面展开的朋党之争有那么深的影响。或许这时期长安的政治人物都对重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感兴趣。在这个他们共同关心的大前提下，对具体的军事和防务政策的意见的倾向性是很难加以评价的，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事后在历史记述中因加入了专门的辩护和伪造的材料而造成歪曲的可能性。①近年来学者们对牛李党争提出了社会学的解说；它是以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著作为基础的。①陈寅恪很注意分析唐代统治精英集团的社会背景的变化，特别是旧贵族的没落和无门阀的新兴官僚相应的兴起，这样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考试制度的作用上，认为它是实现社会晋升的手段。按照这一社会学的解说，牛党的权力以通过科举入仕为基础，而李党则是世家大族的堡垒，用世袭的荫庇方式取得做官资格。有许多表面上的理由使这个假说很有吸引力。牛党最著名的领袖牛僧孺和李宗闵都是进士出身，他们的联系要强固一些，因为他们都是“同年”；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及其许多同僚维护科举制度在感情上是利害一致的。另一方面，作为宰相之子和天潢贵胄的李德裕并非进士；他嘲笑科举鼓励士子们做官样文章，哗众取宠，不务实际；而且他在833年第一次任宰相时就暂时改变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可是，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一个以片言只语为根据的假设，它们只考虑到几个重要朋党参加者的观点，而却推而广之使之代表整个朋党的共同利害。第10表概括了砺波护的研究成果，它的结论表明，按照表中开列出来的情况看，两个朋党甚至在科甲人数和巨室后裔人数上都是旗鼓相当的。这就使朋党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