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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抗议活动，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各有具体原因不满于考试的结果。穆宗不能漠然置之。他叫白居易和另外一位朝臣重新主持了一次考试。这一次除了一个人以外，凡上次中举的士子都落了第，因而使原来的试官都丢了面子。
可是事实上，821年的进士科举考试并不是特别有弊的和特别受到外界影响的，也许只是在考试结果的人数上被抓住了把柄。我们应该记住，科举在唐代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它那时没有明、清时代为科举考试订下的那些客观标准。大体上说来，一个士子的是否中式既要看他写答卷时的临场表现，也要看他能投合试官的脾胃的程度。例如，士子通常要在考试前把“温卷”送给主考官，以显示他的文学才能。试官们是不能不考虑这种自我宣传方式的，因为试官们主持考试的主要动机之一是要录取一批优秀的年轻人：这些人不仅有着光辉的前程，而且将来还可能指靠他们政治上的支持。当然还应该假定，享有知贡举这种殊荣的官员对公然滥用对他们的信任会感到内心有愧。事实上，这种非正式的控制方法效果也不错。但是尽管有相反的正义凛然的辞藻，考生的家族和其他社会关系决不能等闲视之。在这一次考试中，段文昌和李绅对考官的循私情的抱怨特别显得诡诈不实，因为他们每个人事先都曾经把自己欣赏的士子的优点向考官作过嘱托。①821年的年轻应试士子只不过是些小卒而已。局外人把这次考试变成了一场政治事件。他们人人都在宦途半路的节骨眼上。他们或者曾经暂时掌过权而又希望再次掌权，或者正在即将初试身手的时候。我们知道，唐代的长长的官场阶梯上有两大杠杠：一条杠杠在六品到五品之间；一条在四品到三品之间。那些跨过了第一道杠杠的人，即那些从沉沦的下僚而能跻身于大约两千个四、五品官员行列的人，可能要为自己获得受人大大尊崇的胜利而暗自庆幸。他们可以进入首都社交界，能够获准参加某些朝觐，可以享有特殊的财政和消费特权，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指定一个儿子获取荫庇入仕之权。不过在这同时，许多四、五级官职还是主要地负责日常事务。那些想在唐朝政府中掌大权的人有两种办法能达到目的：如上所述，他们要么能在皇帝左右找个很特殊的职务，如翰林学士或盐铁使，而在任期内试一试运气；要么他们能在正式职官中爬到三品或三品以上的位极人臣的地位。这些煊赫的官职包括那些行使宰相职务的位置，它们为数当然更要少得多。那些怀有“望相”野心的人都凶相毕露。对于这些有希望做宰相的人来说，他们既要引人注目，也要力挫可能的对手。对821年考试的控诉便是要达到这些目的。
很难想象一位像宪宗那样意志坚强的皇帝会容许考试中发生这样的政治舞弊事件，或者说，他也不会容许朝臣们就此事搞一场政治混战。正如许多学者指出过的，一个正人君子不应该和别人有以私利为动机的交往，这在传统的中国是奉为圭臬的。这种思想在先秦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后来它便概括为不能以任何政治结盟来破坏主宰一切关系的君臣关系。中国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英明有为之君都不厌其烦地尽量消除他们朝廷中的朋党污垢，这既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也是为了后世史家能对他做出积极的评价。①不言而喻，官员们没有停止过搞他们的政治结盟，也没有停止过互相倾轧，尽管经常向他们描述无争斗的理想之治是他们应树为典范的政治。强有力的皇帝能取得的真正成就是要指出，坚持公开的朋党活动是很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把自己的关系网或影响范围泄漏于人，这是愚不可及的，甚至在竞相向上爬时充分使用了这些手段也很蠢。如果要夸耀它们，这就更是灾难性的了，因为朋党活动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疑虑。常有些官员想玩弄反朋党的花招为自己谋利，但这也要冒风险。“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受贬谪。
在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几位庸懦皇帝的时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穆宗和他的两个儿子敬宗及文宗都不善于震慑首都的官员。这些皇帝大权旁落，表明他们不能像宪宗和德宗那样无数次地摧毁朋党活动，换句话说，他们既不能阻止宪宗以后朝廷上层的争权斗争趋于表面化，也不能阻止它变得越来越狠毒。而且，朋党之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它积重难返，是这些皇帝所压制不下去的。曾有一次想在朋党之争按照它自身规律发展下去之前终止它的决定性尝试———即835年的所谓甘露之变，但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这次事变以彻底失败告终。大致可以这样说，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846—859年在位）能直接继其父宪宗即位，9世纪朋党之争或可和缓得多，或者甚至会使中国人不知朋党为何物。
使牛李党争异常激化而且后来闹得声名狼藉的另一原因，是宦官参与了朋党政治。宦官权力的日益增大和为他们特设了许多禁脔似的官署，总的说来，这在8世纪下半叶很受士大夫们的反对。但是，自从二王集团在805年想制服宦官的计划失败以后，胆小怕事的官僚们都得承认，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宦官已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的确，终宪宗之朝有一些不大随和的正统官僚总是持大家熟知的教条主义嘲骂态度，而且我们知道这曾引起他们和皇帝之间越来越多的摩擦。但是，他们也在幕后进行和解。例如，官员们无疑都痛恨吐突承璀，但他们也还得在一些实际事务上要和吐突承璀及其他重要宦官携手合作。与此同时，宦官们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的了；宦官集团的瓦解过程几乎随他们的每一次得手而出现，因为随着进入9世纪以后他们取得更多的权力，他们内部也出现了更多的争夺目标。随着宦官“家族”日益繁衍，他们内部的政治也变得十分复杂。宦官与官僚的接触倍蓰增加。宫廷阴谋的参加者超越了内廷和外廷之间的界线，尽量寻求各方所能找到的最强大的同盟者。820年以后在没有了宪宗这位形象高大的皇帝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自由而公开地拉帮结伙了。以后，到了9世纪20年代中叶，宦官们与唐王朝的最高政界融为一体，整个朝廷变成了朋党斗争的竞技场。从那时起直到唐王朝的灭亡时为止，任何政治人物（朋党的参加者或非参加者都如此），如果不同宦官之间有广泛的接触，就休想有效地处理政府事务。
互相斗争着的人们花了几年时间才结成两大壁垒分明的阵营。总的说来，牛党在穆宗时期比李党更得势，吸收了更多的同盟者和部属，居相位和当翰林（这是中央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的机会也多。我们将在这里考察一下这个异常复杂的过程的一个阶段，并把它作为例子来了解朋党政治怎样在最高阶层一般地进行的情况。
在9世纪20年代初期，牛党主要由李逢吉（758—835年）领导，而不是直接由牛僧孺领导。李逢吉是唐皇族的旁支，于9世纪初年在唐政府的外交工作方面有广泛的经验。如上所述，宪宗在816年任命他为宰相。可是，他马上在如何进行淮西战争的问题上而与首辅宰相裴度发生冲突。他和裴度的分歧闹得很大，致使宪宗免了他的职务。这种长年积累的嫌隙在穆宗时代趋于表面化。因为穆宗需要军事上有经验的官员处理河北问题，裴度在9世纪20年代又时来运转，而他现时的势不两立的敌人李逢吉的前途却相应地暗淡下来。可是在这关键时刻，李逢吉从政治上说变成了另一起个人斗争的受益者——这是新皇登基后政治行动加剧造成出乎意料后果的一个例子。诗人元稹像李逢吉一样憎恨裴度。元稹在9世纪20年代做翰林学士时备受穆宗赏识。可是在821年秋天的某个时候，他竟然愚蠢地卷进一个计划，试图削弱裴度在东北战役中有效的军事职权。次年，他们的争吵形势大变，令人生厌；裴度指控元稹想方设法要刺杀他。虽然后来查无实据，但元稹和裴度都随随便便地被降了职。李逢吉因而因缘时会，在822年升任宰相职务。李逢吉进而使用他的权势提拔他在御史台的朋友牛僧孺当他的下手。形势这样发展的结果阻塞了李德裕入相的希望，因为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