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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旧式藩镇的最后一次大叛乱。昭义的历史与河北的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因为它自始至终被认为是对付这个区域危险力量的主要屏障。它横跨太行山，地处河北和河东，既有优势，也有不利条件。特别是如果没有北面成德和东面魏博的支持，它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存在下去。很明显，如果它完全摆脱朝廷的控制，后果是严重的。
自刘悟820年在昭义掌权以来，它一直由刘姓家族控制；刘悟曾在自治的平卢任职，在818年转而忠于王朝，当时他得到皇帝的赦免和任用。825年第一次世袭继承的问题在朝廷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当时朝廷动摇的领导集团最后同意对刘悟之子刘从谏的任命，后者随之治理昭义达18年之久，漫长的任期只会削弱朝廷对该地的控制。他经商的范围和种类更是臭名昭著；他经营盐、马、金属和一般商业，与商人分享利润；为了便于商人的活动，他还授予他们公职。自835年甘露事件以后，他公然对宦官采取强硬立场的意愿证实了他的独立性及其地位的力量。他死于843年，这时朝廷已有了远比825年更为坚定的领导集团，所以朝廷决定应由中央政府行使挑选接任者的权力就不足为怪了。但是，朝廷在制订进攻昭义的战略时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它知道中央军队之渗入河北将会引起诸自治藩镇抱成一团去支持昭义。于是就说服成德和魏博从东面进攻昭义。节度使们无疑被许诺的物质报酬所诱惑；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担心在自己大门口的斗争会破坏他们与中央权力的有利的妥协。战争艰苦而持久，打了843年的大部分时间和844年。昭义进行了顽强的防卫，这不但证明它有坚强的军事传统，而且还得到民众对此地方政体的高度支持。虽然因指挥分散、分裂和不受约束的官军作战而出现的那些往常的困难又出现了，而且朝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主要的目的已经达到，对政治形势也没有不利的影响。对现存昭义部队的指挥权按照819年改革定下的方式被精心地下放到各州。①唐朝后半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使清代历史学家顾炎武提出一个理论，即到了9世纪，唐朝廷与河北诸镇已发展了一种真正的互相依赖的关系。5000440＿0563＿1②最后，一方一旦垮台，另一方势必也垮台。顾炎武肯定夸大了这种关系的绝对作用，因为王朝的整个后半期因丧失了这些藩镇而长期处于衰弱的地位。不过，尽管河北的情况特殊，它对唐朝的政治秩序和王朝的生存来说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对唐朝统治的真正的、最后取得成功的挑战后来却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出现。9世纪的人们对河北的地方割据有充分的认识。由于具有顽强地抵制中央政府的传统，它所以被称为“反赋之地”。有些学者对河北这些军事政体的粗鲁特征的反应是不利的，甚至把它比作化外。令人奇怪的是，与全国其他地方的这种鲜明对比，840年经过河北的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日本僧人圆仁竟未注意到。根据他的记载，这位旅行家认为河北不过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的确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例外：9世纪80年代对佛教的迫害在河北行不通——这确实是河北诸节度使政治独立方面很说明问题的证据。③① 这些事态发展在彼得森的《帝国的分离部分》第5章中有相当详细的阐述。
① 关于两份诏令的内容，见《旧唐书》，卷16第486页；《资治通鉴》，卷242第7808、7811页。
② 关于这些发展，见《资治通鉴》，卷242第7811—7812页；《文献通考》，卷51第1321页；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叛乱”为中心》，载《史学杂志》，66。2 （1957年），第95—98页。
① 关于这些文献，见本书第520页注①，及《旧唐书》（卷157第4157页）；《新唐书》（卷164第5057页）和《册府元龟》（卷486第21页）。
① 见本书第502页注①的参考材料；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 吉隆坡，1963年），第 11—12页。
② 关于这种种规定，见《唐会要》，卷79第1446—1551页。
① 见本书第523页注①所列参考材料。
① 《唐会要》，卷84第1551—155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4第7874页；《旧唐书》，卷172第447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8第8010页。
① 关于河北约820至874年的发展，见彼得森：《帝国的分离部分》，第5章。
① 见彼得森前引著作第5章。
② 顾炎武：《日知录》（台北，1962年），卷9第220—221页。
藩镇制的衰落
打算具体指出9世纪中央权威在藩镇开始崩溃的时间，这大概是徒劳的。①维持秩序的问题在9世纪中期以前在地方上已经出现，但在王朝最后几十年中央权威的最后和彻底的崩溃则要到黄巢之乱才开始。中央权力的衰落不纯粹是政治现象。它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有密切关系，这种危机逐渐影响到淮河和长江流域富饶和高生产力的农业区的农村生活。
这场危机并非经济衰落的产物，而是经济迅速发展的间接结果。自8世纪初期以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和商业已经稳步发展，人口迅速增加，但伴随着这种发展的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趋势因政府在755年后放弃一切徒有其名的土地分配控制，以及因税赋负担不均和贫富差别扩大而随之加剧。到9世纪中叶，地方盗匪横行和人民离乡背井的现象（这些历来是农村苦难的表现）达到了严重的程度，而在京师，中央当局从这个地区取得的收入减少了。政府和它的政策部分地应对这种局面负责，但它们只是次要的因素。政府对根本的变化、迅速的发展和它们的广泛的社会影响是控制不了的。可是朝廷坚持要取得越来越多的岁入，或者至少要维持当时的水平，而根本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样就助长了地方官员的陋习。他们知道朝廷对他们成绩的考核只以他们取得的结果来衡量，而不问取得这些结果的手段是什么。随着危机的产生，政府也没有采取帮助苦难者的积极政策。因此，农民虽然可能同样受到私人利益集团的压榨，但政府的公开的征税要求证明是他们不幸的主要原因。地方官员通过对地方有财有势的人提供保护和给予特权以及通过其他的贪污行为，也增加了一般纳税者的负担。长江流域发生的这类事件有最详细的文献记载，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是中央政府最为关注的地方，而且因为它从那里获利的机会更多。可以肯定，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贪污腐化到不可救药；倒不如说年深月久的个人偏私和不法行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此外，一个拥地者不论拥地大小，当他取得免税地位时，往往把它扩大到为他种地的农民身上。由于纳税人的减少而造成当地人民税赋负担的不平衡，再加上其他许多农民干脆出逃和迁往别处，这转过来又成为官员痛苦发愁的根源，因为他们仍一心指望能够凑满应上缴的税额。处于这种压力下，地方官员的对策可从9世纪30年代浙西一个过于热心的刺史的事例中看出：他亲自决定谁该不该纳税，然后派军队到该州各村各乡直接催课。①地方的行政在9世纪经历了相当大的演变，这大大有助于解释帝国约从855年起的事态发展。前面已经谈过，它吸收了地方各类人物，他们的社会出身与那些最正规的官僚的出身明显不同；也谈到了利用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通过财产的假转让来保护逃税的方式。中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一直必须依靠本地的胥吏去完成许多基本任务，所以它们一直受到强大的地方压力。但在晚唐，地方的行政机构逐渐丧失了它们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的特点，并且日益趋向地方本位主义。它们陷入地方利益集团的网络而不能自拔，但这些地方利益集团总是根本不赞成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结果，节度使和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等朝廷任命的官员同地方政府的本地公职人员（包括军队）之间的一直存在的潜在冲突就变成了现实，因为前者日益被看成是异己的和敌对的利益的代理人。这一局势反映了这一世纪自安禄山之乱以来正式的地方结构已经官僚化的程度；但它又突出地说明了长安的朝廷和帝国重要地区的地方集团之间的鸿沟日趋扩大。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的官僚与这些集团之间缺乏牢固的社会纽带。在理论上，科举制度开辟了入仕之途。但仍只起小规模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私人经济部门的规模扩大和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