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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的大燕朝的皇位。①在当时，惊慌失措的朝臣把占压倒优势的政府军的惨败归咎于缺乏一个受权的最高统帅以指挥和协调几支军队的将领的行动，虽然这不能完全解释这次战败，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因各个节度使在联合作战中各自为战而引起灾难性后果之事，则是不乏其例的。
这样，刚在一年多以前似乎几乎完蛋的叛乱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它的结束遥遥无期。759年秋洛阳和汴州陷落，政府命运进一步恶化。从此以后，时而一方主动出击，时而另一方主动进攻，但双方都未取得任何明显的胜利。长时期的对峙一直持续到761年初期。也许就在这一叛乱阶段，出现了对现存政治和社会秩序最有害的后果。虽然朝廷幸亏没有其他危险的僭号者出现，但它本身却不能恢复元气。汴渠源头几个关键地区的丧失和汴渠本身的失修，排除了从长江各地取得大量收入和运输军事物资的可能。因此，朝廷能取得收入和支援的地区依然是十分有限的，面对这些地区，政府不得不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②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叛乱者盘踞的河北地区一定非常困窘；但自756年以来已没有大的战斗，此时它可能已从最初叛乱造成的困境中恢复过来，并且又变得比较富饶了。
从长期看，具有同样严重后果的是，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多地从中央当局手中丧失。这些年的记载充满了哗变和小叛乱之事，它们几乎都出于个人的野心和对抗，而不是为了宏图伟业。政府一再因这类与主要叛乱活动或叛乱政权毫无关系的动乱而分散精力和受到牵制而不能实现它的主要目标。759年晚期，接着又在760年初期，在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叛乱。760年后期，长江下游又有一次大起事，761年和762年的四川也有起事，但这远远不是所有的动乱。地方权力斗争、暗杀和公开蔑视秩序的事例甚至更多。
这类目无法纪的行为常常使人难以分清敌友。例如，长江下游地区诸城市遭受的唯一一次严重战祸发生在760至761年冬季镇压刘展叛乱的时期。前来镇压叛乱者的政府军在扬州和楚州这两个富饶无比的商业城市胡作非为，大肆掠夺和杀戮而不受惩处。数千名外国商人被杀。①762年，由征苛刻的税的企图引起的民众起义也遍及长江下游地区。袁晁领导的叛军据说总数即近20万，他们蹂躏了浙江的大部分，直到763年阴历四月才最后被镇压下去。
在中央政府的眼中，比这些叛乱甚至更加严重的现象是地方将领日益不请示京师就擅自行动的倾向。这些地方当局从朝廷往往已得不到指导和真正的帮助，而只能自己临时设法满足地方的需要，例如在财政方面就是这样。但在其他方面，它们干脆对朝廷的指令置之不理。总之，由于战争艰难地进行而冲突又无结束的迹象，对王朝政权的一种信任危机显然发展了，它转而又妨碍政府作出粉碎叛乱的决定性的努力。
叛乱者当然一定继续希望帝国权力全面崩溃。至少，史思明的将领们期待达成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容许他们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地方的权力范围。但无论如何，消耗战既拖垮了中央政府，也拖垮了叛乱者。可能为了寻求新的供应来源，史思明在761年初期又对勤王军的领地发起进攻。事实上，是叛乱者而不是政府军差一点有了决定性的突破。761年4月在洛阳附近的又一次大战中，他们击溃了政府军，并且威胁要沿黄河向西发动另一次进攻。但史思明不久被其部下所杀。①这对叛乱者来说是一个大灾难。他的死亡使发动新攻势的前景趋于破灭，并且也使叛乱长期所抱的胜利希望烟消云散。如同安庆绪，我们的史料对史朝义也不注意，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叛乱者在他的领导下有一段时期依然是强大的。直到进入762年相当长一段时期，境况才不利于他，并且又像安庆绪那样，他最后被他的一些高级军事将领的背叛所解决。现在正在为第四个首领效劳的这些人发现，保全个人性命的要求优先于效忠的要求。
762年阴历三月新帝代宗在长安登基，但他的继位对冲突的进程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可是他登基后随即颁布大赦，以重申肃宗的宽大政策，这对结束叛乱起了直接的作用。②叛乱的结束是突然来临的。可以确定战争最后阶段的日期从762年的初期或中期开始，但不论在那一年的初期力量对比可能发生了何种变化，政府的大捷和大量失地的收复都只是秋季攻势的结果。阴历九月，派往回纥可汗的使者发现，史朝义已在试图说服回纥人进行反唐的干预。唐帝就派曾以女儿嫁给可汗为妻的仆固怀恩前往回纥朝廷；仆固在那里说服可汗参加对史朝义的协同进攻。对朝廷来说，再次向回纥寻求军事援助的行动肯定是它经过六年连续的战争和内乱后在虚弱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措施。①决战以阴历十一月叛乱者在洛阳城外的惨败告终。洛阳又被收复，然后同样遭到勤王军和回纥人的蹂躏和掠夺。史朝义在这次战斗中人马大量丧失使他处于严重的劣势。这次战败对他主要的战地将领的影响同样是重要的，因为尽管叛乱者在河北仍拥有重兵，但这时将领们相信他们的事业已经失败。他们一一背叛史朝义而向皇帝投顺。史朝义接连败北，最后被赶往河北的北面。当763年初期他抵达安禄山原来在范阳的根据地时，守将把他摒于城门之外。他被迫逃入契丹和奚族之间的边境，根据一个记载，他终于自尽而死。随着他的死亡，叛乱结束。
叛乱是在没有任何最后的和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结束的，这种方式反映在763年河北建立的新权力结构方面。肃宗和代宗几年来都积极地鼓励叛军首领们自动投降。在叛乱后的处理中，叛乱的全部责任由安、史家族及其直接支持者承担。所有其他的叛乱者都准许为唐王朝效力，许多叛乱头目被批准在原辖地任官。②朝廷不但愿意赦罪和保证安全，而且还确保叛乱将领的权力和官阶，其原因有二：它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急于结束敌对行动；它预料一旦和平和现状得以确立，就能够控制以前的叛乱将领。这一政策在唐王朝第一个十年进行得很顺利。但在这时这种政策的实施结果就不像预料的那样。当然，主要叛乱将领的倒戈最后促使叛乱迅速瓦解。但河北——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富饶的道之一——这时一分为四，并且落到了被代宗朝廷任命为节度使的前叛乱将领手中。政府与其说是镇压叛乱，倒不如说通过妥协的解决办法来结束叛乱。在河北，妥协的代价证明是昂贵的。
在全帝国，占主导的心情是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欢欣鼓舞。以前人们很多次对胜利抱有希望，结果反而失望。现在“胜利”已经来临，但“胜利”是暗淡的，是通过代价十分昂贵的回纥盟军的干预和对叛乱者的全面宽大取得的。
全帝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的状态。实际敌对行动的结束使政府面临大量紧急的问题。第一种倾向是想重建755年的状况，因为很少人——虽然他们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能认清几年叛乱的事态已把国家和社会改变到什么程度。这些变化已使简单地恢复旧制度成为不可能之事。以下几方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变化。
一、军事化已经大规模实行。武将们行使大权，支配着地方行政和占有所有主要的战略要地。大批的人——可能超过75万——都武装起来。在以后半个世纪，甚至程度较轻地在王朝以后的其余时期，军方一直是帝国生活中的主要力量。
二、地方行政的结构已被改组。到763年，节度使和观察使控制的政体已在整个帝国成为处于中央政府和旧州县之间的常设权力纽带。这些地方政体发展成为本章下文讨论重点的自治和半自治形式。
三、新的社会成分被引进政治领导之中。通过作为军人取得的战功或在准军事政府中效劳，许多人在官僚体制中升至高位；或者取得了以前没有机会取得的财富和社会威望。
四、国家的财政结构已经崩溃，需要新的方法来筹措收入。地方的税收记录已被销毁、散失和过时。到763年，政府完全缺乏重新推行旧的高度集权制所必需的严密的行政控制，适合新形势的新方法已开始在叛乱期间逐步形成。
五、叛乱造成的动乱给了土地分配制最后的打击；原土地分配制再也不能限制地产的拥有或控制财产的转移，甚至再也不能起土地登记制的作用。随着社会总的失调，它的最后消失使地产大量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