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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2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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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师。公元415年,他在中岳顶上遇见了老子成神后的影像(太上老君),影像授与他“天师”称号,责成他用新的道教符箓来改造“天师道”。影像说,“道”已经堕落腐化;三张(天师)及其后人对于信徒所要求的贡献,以及例如杂滥性交等其他弊端都应终止;应该大力注意正确地使用静坐和每日的饮食,注意吐纳和体操锻炼以求得长生。佛教的进德日新的修养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公元423年,寇谦之又在嵩山遇见了一个异象,这一次是一个叫李谱文的人的异象,他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他指派寇谦之为他的继承人。他要他敬拜诸天神圣,同时提到佛陀是天神之一,他的弟子们也是“天上的人”。他又告诫寇谦之要支持统治北方的“太平真君”。这个人就是北魏王朝的皇帝,他在440年真的改年号为“太平”,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黄巾军的乌托邦思想。
寇谦之遇见了这些异象之后,就把他所接受的图箓上奏给了皇帝。公元442年,他在官方于洛阳为道教祭祀所准备的道场(天坛)上把法物献给了皇帝,使他依法成为信徒。对君主施行这种正式的法事,使道教变成了国教。公元446年,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佛教在北魏帝国遭禁止。①如上所述,尽力搞排佛活动的人是一位有极端思想的汉人大臣,寇谦之也有此思想,但却有很大的保留。天师并不反对佛教,因为他认为他大大得力于佛教之助。
决不是所有道士都持这种态度,因为六朝时期的道教和佛教一直在吵闹。当文人们在哲学方面把儒、释、道三教的因素象上面所讲的那样混合起来的时候,释、道两教的拥护者之间就可能开始产生了误会。释、道两教教会之间关系的破裂在唐代完成,那时佛教有一切理由嫉恨道教;因为道教那时很受宠,它是与老子同姓李的皇室的宗教。在从前,即公元4世纪中叶,一个叫单道开的人②从敦煌经过中国去广州,作为治病术士,和《高僧传》中的人物佛图澄一起中途在邺停留了下来;可是我们得知,关于他的每一件事都染上了道教色彩,因此其他材料把他列入道教天师中,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公元467年释、道分裂已是如此彻底,道教作者如顾欢等人就把佛陀当作蛮夷之人,而郑重地宣称,道家和佛子不可能同戴一天。③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位道士,即关于佛教的“三破论”的作者,①用儒家的排外偏见来反对佛教,并且使之达到了种族主义的高度;他说,如果老子反复以独身禁欲教育印度人,那是为了用种族灭绝的办法去灭绝这个野蛮种族。②为了把佛教弄得声名扫地,道士们企图证明,佛教不过是道教的替补宗教而已。老子曾教西夷以道教,根据传说,他在中国的生涯结束后是走向西方去了的。这就是著名的老子化胡论,它最初是在汉末襄楷的奏疏(公元166年)中提出来的。③这个理论可能最初不是意欲伤害佛教,勿宁是用合释道为一体的方法在糅合释道的过程中使佛教取得中国人心目中的合法地位。
襄楷在他的奏疏中合并了两教的教义,一视同仁地称述释、道两教。这种作法在宗教史上几乎是必需的。当一种宗教想证明它反对另一宗教的正确性时,它就诡称在另一宗教里面找到了它自己的教义。在欧洲的古代世界末期,当基督教跟异教哲学争辩时,基督教徒便宣称:柏拉图和斯多噶派都是摩西的弟子,而他们的思想都来自圣经;这就是查斯丁(公元2世纪)的理论,亚历山大的克雷芒更进一步地用了“盗窃”二字,即认为希腊人剽窃了《圣经》。相反地,当近代的耶稣会教士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时,在法国有一种所谓形象论者(Figurists)(即相信耶稣在圣体内仅是形象性存在的人),他们在礼仪之争中主张,许多圣经传统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中国的史料中找到出处。对形象论抱反感态度的伟大的宋君荣(Gaubil)①在1733年的一封信中提到形象论者时曾说:“三位一体和圣餐的神秘奥义无疑地是存在于中国书中……”宋君荣接着说,形象论者把中国古代的帝王变成了《旧约》中的圣徒,或变成了圣三位一体中的成员……他们把中国这个国家变成了人间的乐园,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等等。
再不然,事情又是这样的:当西方科学被介绍给中国人以后,中国人又很自傲,说所有西方的重要发现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欧洲并未发现新东西。
这就是老子化胡论最初被提出来时的精神。但是后来在大约公元300年,当外夷人开始渗入中国北部而尚未推翻晋王朝的合法统治者时,我们看到道教人士也和儒家一样开始表现出排外情绪,因而上述理论变成了他们手中反对这种印度宗教的武器。在西晋末年的晋惠帝(公元290—306年在位)时期,一位道教祭酒王浮曾几次同一位佛教和尚帛远讨论问题;帛远受过儒家教育,而喜与文人“清谈”。②为了为他在讨论中的失败而进行报复,王浮写了《老子化胡经》,严厉地攻击了佛教。
这本书是释、道二教数世纪中争论的原因。它经过许多次的修订、窜改和无限制地添枝加叶,最后,它在13世纪时被蒙古大汗指责而付之一炬,至今仅存原书中的几句引语和后来版本的几个片断。佛教对于此书的一本驳斥之作发表于4世纪,名《正诬论》。这里没有把老子写成佛陀本人(象襄楷那样),而是写成佛陀的弟子;佛陀被说成曾在印度教导老子。这位“弟子”有时即被认为是摩诃迦叶(Mahakā■yapa)。佛教辩护士有时甚至认为佛教从远古时期起即已为中国所知,甚至这是在孔子以前;他们有时认为孔子是佛陀的弟子,或者认为是佛陀的具体形象的化身。
当寇谦之在北方活跃的时候,中国南方又出现了道教的三位伟大的改革者。第一位是葛洪(约公元283—343年),而以其抱朴子(此词出自老子)之号更为著名。这是他完成于公元317年的一部著作的名称,是这一时期的道教信仰和组织成教义体系的科学的百科全书。①葛洪是建康地区的人,几经游历之后死于后来的广州附近。他精于炼丹术,主要是一种提炼黄金和丹砂的技术,人们企图从这种方法中得到长生不老的药物。除了外丹之外,还有所谓“内丹”,它就是用生理方法(每日的饮食、吐纳等办法)以及精神方法(冥思、观照等)在人体内建造长生不老的躯体。葛洪似乎还不知道佛教。他反对“齐生死”的庄子,也反对流行的“清谈”的空疏。
在下一个世纪中,陆修静(公元406—477年)改编道教经典;此人是今浙江人,卜居建康和不久以前因佛教慧远大法师而出了名的庐山。②陆修静汇集了深受佛教影响的道教仪式,同时他还把他在遍历中国南部时所得到的众多道教典籍进行了分类。公元471年他创制了一个目录,分为三“洞”,正象佛教著作分为三“藏”(piatka)和佛教教义分为三“乘”(yāna)那样。这是道藏的第一次汇集;现时只有明版道藏仍存留于世。
大约与陆修静同时,佛门僧祐(公元435—518年)也编辑了《出三藏记集》,这是道安目录的继续。50000439_0935_2③这是一部校勘性书目名著;中国人凭借其天生的语言学禀赋对这门学问是一贯精通的。历史编纂学也是中国人所擅长的,这时也由于慧皎(公元497—554年)编写的《高僧传》等著作而正在使人感到它的影响;这是一部主要关于翻译家生平的巨著。①佛教和道教因此被逐渐形诸与受教育的精英阶层所熟悉的传统准则相吻合的文学和理论著作。这种工作对道教人士来说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的经籍据说由诸天神圣在不确知其日期的情况下传授下来的,而佛教译书的日期和高僧的生平都因有充分而精确的文献记载而能确切地为人所知。
第三位中国南方的伟大道士是陶弘景(公元455—536年)。②他完成了两位前人的事业,是六朝末年道教教义的真正集大成者。陶弘景生于建康附近,492年隐居距京师不远的茅山,此即上清派所在地;它与灵宝派——此派奉灵宝经总集为权威——为双峰并峙之两派。陶弘景受过很好的教育,精于医药和当时的各种科学,他还是一位精通佛教经籍的大收藏家。他出身于佛教家庭,据说在他所住的山中建有一座佛塔,里面同时供有一尊道君像和一尊佛祖像。甚至有人说他曾取名菩提萨埵,并发誓要遵守佛门居士的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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