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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增加到了21个。
增加的第一个学派是《春秋》的所谓穀梁传统。这引起了和对立的公羊传统的论争，董仲舒是公羊传统的第一个官方专家。这次论争是宣帝主持下的一场旨在确定所有经书的官方注疏的辩论引起的。这就是所谓的石渠阁议——公元前51年在宫中一个名为石渠阁的地点举行的辩论。代表现存各个学派的参与者可能达23人。③其结果是博士的人数增加了。不但太学的教师逐渐增多，而且学生的人数从原来武帝时的50人增加到公元前8年的3000人，甚至在东汉顺帝（125—144年在位）统治时达到3万人。④正如班固所评论的：之所以如此，“盖利禄之路然也。”⑤注解
从汉代以前传留下来的各种注释，已经显示出很可能和不同地区——特别是齐和鲁——的传统相联系的差异。当《五经》由于武帝所采取的措施而提高了地位时，不同传统的代表人物不得不建立一套注释的体系，以使他们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使他们免受对手的攻击。结果产生了对经书的一种新型解说，叫做“章句”。到这时为止，各学派传下并保存了“传”和“训诂”。但是，特别是由于石渠阁议，保护他们自己地位的需要迫使经师们做出广泛的注疏并查究经文的最微小的细节。
这种“章句”方法的最早迹象可见之于《书经》的博士和专家夏侯建的传记中，他“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他为此而受其师夏侯胜的非议，夏侯胜说：“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①按照这种方法有的人写出了篇幅巨大的解说，据传有人对《书经》的第一句就写了两万字。②班固的评语是很有特点的，他说：③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语出孔子〕，④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世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在试图创立和维护经书的各种学派传统中，学者们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经文的正确传授，一是正确的注释。我们将首先讨论后一问题。如我们在论及董仲舒时所已经看到的那样，产生了一种依据特别是在驺衍学派中发展起来的整体论的宇宙观念来解释古代经书的倾向。我们赞成顾颉刚的说法，汉代思想的主要成分是阴阳五行学说。①这意味着将以一种秘教的方式解释《五经》，即企图为所有时代揭示其真正含意。因为经书不是由于历史价值而受到推崇，如其分类的名称“经”所表明的那样，它们是“……为人类安排其生活和为统治者统治其人民提供标准”的经典。②这种秘教的倾向集中表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辨识形势朕兆”的努力方面。董仲舒本人是这种解释一切天变灾异的作法的坚定信仰者。整体论的宇宙观认为人被嵌入宇宙物力学之中；这种宇宙观试图决定自然现象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它后来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学问，任何可能关系到理解宇宙力量与人世互相影响的事件和自然现象，它都要予以解释和分类。作为显著的例子，这种学问保存在《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它是记载奇异朕兆的名实相副的手册。③谶纬之学
更为奇怪的是出现了通常以谶纬类别为名而为人所知的著作。④谶是神谕和预言，纬指含有对经书加以秘教解释的著作。“经”的原意是织布机的经纱，而“纬”意指它的纬线。在西方著作中，汉字“纬”通常是指真伪不明的书籍，虽则这种类比多少有点牵强。⑤这些谶纬著作最初倒底出现于何时，不能确知。顾颉刚以为各种经籍的纬书起始于王莽（公元9—23年在位）统治时期，因为它们不著录于《汉书》的艺文志。50000439＿0815＿0①可是其他的人认为，它们起始于公元前1世纪，甚至可能是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总之，可以确信，这种信仰的要素能够追溯到甚至更早的时代。
谶纬著作只是在片断引文中保存了下来，因为原文在5世纪开始被禁，而到7世纪初，在隋炀帝统治时实际上被毁了。可是，特别在东汉，它们非常流行，并得到帝国朝廷的关心。它们的地位如何一度被抬高，这能从《隋书》的一段话中看出，大意是，它们的文章是孔子本人的作品，因为他担心他的教导不能为后世所了解。②真伪问题和经文的传授
各个学派不得不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文本身的真伪，其时还没有“正统”版本的议题。汉初，儒家学者还难以从秦始皇统治时期给予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秦博士伏生的经历对学者的困境来说可能是有代表性的：③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
当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寻求《诗经》和《尚书》的专家时，他听说伏胜已年逾90，就派高级官员晁错向他学习。④这个故事既谈到口头传授，又谈到一种经书的失而复得。由于书写的经书那时必然很少，口头传授在经文的留传中很可能起着远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寻找已佚经书的兴趣必定在逐渐增加。班固记载了生活于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时代的河间献王和淮南王安两人从民间收集古代经书的情况。①其后有鲁共王的故事，他在武帝死后的某个时候，为扩大他的宫室着手拆毁孔子住宅。当工匠们拆除住宅的一堵墙时，他们突然发现了显然是藏匿在那里的大批古代经书；而当共王亲自去看时，他听到了鼓、琴瑟和钟磬的声音。共王惊恐，下令停止拆毁。②这类故事有些可能是后来编造的，因为对于自称其经文比那些汉初大师传授的经文更可信的某些学者来说，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据称在孔子住宅中发现“古文《尚书》”一事，在经书研究的历史中成了著名的公案。据说孔子后裔《尚书》博士孔安国（公元前约156—前约74年）与其他古代经书一起得到了这部经书。③据他所说，古本包括另外16篇。他把《尚书》的古文本献给皇帝，但是由于政治情况，它没有被认可立学官。
前汉王朝快结束时，刘歆（死于公元23年）再次提请朝廷注意这种文本，他和其父刘向（公元前79—公元8年）一起负责为秘府编制藏书目录。可是，早在12世纪中国学者就已指出，这种据称由孔安国拿出的文本不可能源出于他，而是在公元3或4世纪伪造的。
不过，有关发现古代经书的记载还必须在围绕太学和十分令人羡慕的博士职务进行的“学官之争”的背景中来考查。在平帝（公元前1年—公元6年在位）统治下，《尚书》的古文经被定为官方课程，但在光武帝（25—57年在位）统治下，又作为针对王莽统治的反措施而被取消。我们在此没有必要注意经文的变动，它的最后形态可能的确包括始于更晚时代（3世纪）的伪造部分，这里只要说明再度爆发于18世纪而于19世纪末达到高潮的有关它的真伪的争论，①也就够了。
对我们的论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刘歆宣扬这部和其他古文经书的活动这一事件是经学研究各学派间的论战，即名为古文经和今文经之间的论战的开端。《尚书》的古文经不是唯一的非一争高低不可的争论点，刘歆特别插手的经书是《左传》（《春秋》编年史的左氏传注）。
这部著名的编年史是他在皇家档案馆中发现的，他“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②换句话说，刘歆似乎是把他发现的这部经书整理成他陈述的形式，它已不是原来的古文经，而成了一部神圣经书的一种注释。为了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甚至可能夹入他自己杜撰的东西。即使是这样，刘歆在提请把他的古文经列入学官时仍陷入了困境，这一次，他的怒气冲冲的奏疏对思想极为保守的学者充满了讥刺；这些人宁可依从并不完善的口头传授，也不信奉有根据的古文经。③王莽和刘歆
当王莽掌权（作为新朝的皇帝，9—23年在位）时，刘歆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两人曾一起在宫廷供职，所以在公元前7年和公元9年之间，刘歆在王莽的提议下被提拔到高级品位并担任高级官职。④刘歆这时看到了他的时机，就在太学教授的课程中设立古文经。⑤王莽如此沉溺于经典学识，以致采取每一措施时，他都要促成这种或那种神圣的经书得到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