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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30％。招工容易，农村收入增加（增长速度比城市稍慢一些），都与台湾工业布局比较分散有密切关系。1956至1966年期间台湾工人分布情况表明，台湾16个最大城镇的工业工人占总人口的32％，并呈下降趋势。而农村中的工业工人由总人口的47％增至52％。①由于工业布局分散，到1972年，农户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非农业生产。储蓄增加，银行存款额大幅度增长，为迅速实现工业化提供了资金。这是群众信心提高、收入增加的反映，也是中国人攒钱备用的习俗的表现。1958年沿海岛屿危机的结局表明，台湾不会遭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进攻。60年代期间，政府已采取措施，使通货膨胀率降至每年2％—3％。银行存款利率提高，经济生机勃勃，失业率低，群众对个人前途比50年代更有信心。
1965年美国终止对台经济援助时，曾引起政府官员的不安，但实际上对台湾经济发展未产生不良影响。1968年援款虽然用完，但外国私人投资却有增加，其规模超过了过去美援提供的每年9000万美元的数额。到1970年台湾已积累了6。2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5个多月的进口费用，完全有资格从外国银行按商业利率获得贷款。
政治稳定
60年代，台湾的政治体制没有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蒋介石1960年重新当选为总统，1966年连任，1969年又再次被选为国民党总裁。他不时重申中华民国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表示决心光复大陆。1947年和1948年在大陆当选并尚存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仍然继续履行他们的宪法职能。政治稳定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经济发展为群众提高生活水平带来机会，从而又有助于维持政治的稳定。
虽然台湾的政治体制未变，但政府的施政重点却毫无疑问地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些把台湾主要当作光复大陆基地的人们，他们的权势在下降；而那些主要关心台湾本身发展的人们，他们的影响却加强了。重返大陆的希望，在1961至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严重经济困难时，曾昙花一现。为了利用大陆可能出现的叛乱，蒋介石曾命令部队作好战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增兵福建，进行对抗。约翰·肯尼迪总统曾以公开的方式，并通过华沙的渠道，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反对在该地区使用武力，并且不会支持中华民国采取进攻行动。之后，除偶然发生过对大陆小规模的袭扰之外，中华民国的战备完全用于保卫台湾及沿海诸岛。专家治国论者关心台湾的经济发展，他们的计划和政策日益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光复大陆的希望虽日趋渺茫，但大陆人统治集团并未因此动摇其继续掌权的决心。他们仍然控制着国民党内的高级职位、安全机构、武装部队以及财政和经济各部。为了对付来自共产党方面或台湾独立运动方面的威胁，他们有选择地实施戒严令。有一位叫雷震的大陆人，是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编辑，曾企图组建由大陆人和台湾人共同参加的反对党。此人于1960年被判处10年徒刑，罪名是隐瞒编辑部内的一名过去的共产党员，未向当局报告。台湾领导人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国民党进行有组织的反对活动。
国民党的党员人数在60年代末已接近100万。该党在维持台湾的政治稳定上起着重要作用。它的一个主要职责是设置和控制公众辩论的限度，手段是利用自己的宣传媒介，并监督私营媒介，超出规定限度的便加以取缔。该党在地方和省级选举中，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在1964至1968年进行的选举中，该党候选人当选率达78％至92％。该党通过中国青年团（前身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农民协会、工会、渔民协会、合作社及妇女团体，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沟通联系。在校园内，党的官员密切监视着学生的言行。
随着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过去，大陆人同台湾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但是，台湾人对大陆人专权行为的抱怨并未消失。1965年，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原系主任彭明敏教授秘密印制传单，号召台湾人奋起反抗，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此人及另两名同谋者因此被判处8年徒刑，之后被减刑，并逃离台湾。台湾独立运动继续煽动台湾独立。其活动主要在日本和美国进行。但该运动力量弱小，且受内部派系斗争困扰，在台湾本土影响不大。1965年，曾在11年前被东京的一群台湾流亡者任命为“福摩萨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的托马斯·廖（廖文毅），脱离该运动并返回台湾，之后其他一些人也效法他回归台湾。
以外国为基地反对国民党的运动，之所以未能在台湾产生大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岛上安全机构的有效控制，虽然这种控制本身也引起了台湾人的不满。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得益于经济的增长。因为这种增长为大批台湾人提供了就业和经商的机会，并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台湾籍商人正同官僚机构中的大陆人发展关系，双方对维持政治稳定都有共同的利益。此外，台湾籍从政者正在更大范围内寻求政治参与。虽然他们组织反对党的权利被剥夺，但却更加策略地以独立人士的名义提出候选人，同国民党候选人竞争。高玉树（亨利·高）是一位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台湾籍工程师，他在1964年的选举中智胜国民党，第二次蝉联台北市市长。在同年的选举中，独立人士还赢得了基隆和台南两个城市市长的宝座，从而使台湾五大城市中，有三个为非国民党人担任市长。为了在未来的台北市市长选举中不出现同国民党竞争的局面，蒋介石于1967年将该市定为“特别市”，直属行政院领导，并指定高玉树为首任委任市长，从而巧妙地将台湾人的不满化为乌有。1969年，台湾籍从政者首次获得了参加全国性竞选的机会。情况已很明显，由于在大陆当选的代表的死亡，全国由选举产生的一些机构的委员人数在迅速减少。因而，国民大会选出了15名新代表，立法院选出了11名新委员，监督院选出了2名新委员。这样，在60年代，台湾人通过商业上的成功、选举上对国民党的挑战以及直接加入国民党等方式，在大陆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扩大自己影响的途径。
在整个60年代，蒋介石仍是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他自1938年以来是党的首脑，自1948年以来是民国的总统，又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掌握着任免全部高级军政官员的大权，是所有重大问题的最高决策人。他以传统的儒家方式实施统治：家长作风，远离群众，对群众施恩并要求群众对他本人效忠相报。他个人生活俭朴，也要求下属节制。蒋在60年代初已年逾七旬，其继承人的传闻集中在副总统陈诚和蒋的儿子蒋经国两人身上。蒋经国当时是台湾安全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此二人在国民党的高层人物中均不乏大量的支持者。蒋介石对此事不表态，相反却抓紧权力不放，不允许其他任何人拥权过大。1965年陈诚去世，终年68岁，从而消除了蒋经国最大的竞争对手。1964年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次年出任部长。陈诚死后，普遍认为他正被培养为蒋介石的继承人。
社会变革
随着60年代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教育、都市化和劳动力组合方面，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中国人的教育程度长期以来与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有关。他们习惯为自己的孩子——特别是男孩，谋求最好的教育。在台湾，早在1950年，相当数量的女孩也接受教育。当对，女生占小学人数的1/3以上，占中学人数的1/4。但在大专院校中，仅占11％左右。到1960年，女生人数的比例在小学上升到将近50％，中学上升到34％，高等学府上升到23％。在60年代，由于收入增加，父母竭力为自己的孩子谋求更多的教育。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970年，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比例略有下降，但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却成倍增长。文盲在6岁以上人口中的比例从27。1％下降到14。7％。女生人数在中学生中的比例达44％，在大学生中的比例达36％。1968年，免费教育从6年延长到9年，这是中学入学人数增加的原因之一。
大学毕业生大批聚集美国进行深造，每年去美人数平均为2000至3000人。其中很多人在美国定居不归，因为在60年代，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人才，特别在理工科方面的人才，在美国就业的机会很多。这个时期赴美国留学的人，仅有约5％回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