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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赵树理仅仅写了少量有影响的短篇小说。随后，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他受到公开批判，赵树理在愚昧的动乱中惨遭迫害致死。
丁玲（1907—）在1948年出版了一部反映土改的著名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该小说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40年代末，土改运动随着共产党军队横扫华北大地而蓬勃发展，这时，丁玲的那部小说才由原来粗糙的、公式化的框架发展成宏篇巨著。小说揭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教育农民清楚认识到地主就是他们的剥削者。地主在富农中寻找联盟，寻找易受他们欺骗的追随者。他们的诡计欺骗了幼稚的干部，但到最后，村民们在经验较为丰富的外来干部的帮助下取得了进步，识破并阻止了地主的反动计谋。
丁玲凭借她所受的几年训练，成为一名作家，她早期的小说是富有浪漫色彩的独白，延安时期，她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暴露社会，这使她在40年代初期遇到麻烦。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尽管从未承认过这一点）的创作手法，给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比如丁玲用的是田园诗般的优美笔调，描写受到人们高度赞美的苹果园：闪光的露珠晶莹透明，村里的顽童光着屁股无忧无虑地玩耍……，丁玲诗意化的语言足以驱散任何理想化的怀疑。丁玲在这部小说里，用较短篇幅勾勒了顽固的地主钱文贵，他的侄女儿黑妮和程仁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程仁以前是钱文贵的帮工，也是黑妮的情人，现在，他是农协主席，威信渐长，钱文贵企图通过黑妮引诱程仁。顾涌是一个勉强接受共产主义改造的中农，但最后，他却向人游说尊重他好不容易得到的农民身分。这部小说的反面人物很有意思，但没有正面人物形象那么光彩。比如，小说嘲讽一位教师的无耻，这位教师喜欢替地主拨弄是非、贩卖谣言；又如那个傲慢自大的文采，他向人证明他所学到的书本上的社会主义理论是荒唐的，不适用于他所面对的客观现实。
另一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也发表于1948年，作者周立波（1908—1979）是位老党员。小说的标题指的是毛泽东曾经用来形容觉醒的农民运动席卷中国大地的景象。周立波曾经翻译过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暴风骤雨》模仿了该书的写法。当然，周立波本人也从未自诩过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作家。《暴风骤雨》尽管很翔实地描绘了农民生活，这表明他细致地观察了实际生活，但是，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还是缺乏丁玲小说人物的深度和细腻。作者较满意的作品是他晚期的《山乡巨变》（1955年），小说描写了 50年代中期湖南的一个乡镇为成立农业合作社而展开的斗争。但是，周立波把笔墨着重于性格坚强的硬汉，以及他笔下人物的婚姻关系上，这使他遭受了批判，给他带来了痛苦。但是，正是他这种对于人性基本因素的细致关注，才使得人们深信，《山乡巨变》是新时代最成功的五、六部长篇小说之一。
战争小说
在西方现代文学看来，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已经宣告了赞美战争勇士的终结。而恰恰相反，中国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小说根本没有显示出对战争厌倦的迹象，中国作家不知疲倦地讴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领导者在抗日战争、国内战争、朝鲜战争时期的勇敢、智慧，讴歌他们如何痛击敌人，歌颂军民一家人的鱼水之情。
《新儿女英雄传》是夫妻作家孔厥和袁静所著，他们早在1947年就写过反映农民和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受难者》。但是，文学上的长期合作并不能阻止他们50年代初期的离异。
19世纪满族文人文康写过《儿女英雄传》，那里面试图教育青年人通过尽孝道才能建功立业。而孔厥和袁静笔下的人物是“新”英雄。主人公牛大水和他的妻子杨小梅，以及他们的同志受新道德（即对国家、对党的忠诚）而非旧道德的影响。八年抗战影响了生活在湖北鄱阳湖畔的人们，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八年抗战的中心人物。小说细致地描写了共产党的抵抗规模如何逐渐扩大，从袭击被溃逃的国民党遗弃的小股部队，发展到攻击敌汽艇、占领敌碉堡，乃至最后对城墙环绕的城市发动全面进攻。小说揭示了这样的道理：随着对革命新道德的不断认识，革命胜利果实日益扩大。小说有点说教的味道，但是，作者娴熟的叙述技巧引导读者的兴趣，而把说教的功能掩盖了。
孔和袁后来写的一部反映朝鲜战争的小说《生死缘》，由于重复自己而证明是失败的。
第二部表现共产党抵抗作用的小说《吕梁英雄传》，也是一部影响很大的合著之作。作者之一的马烽（1922—）是延安培养的部队作家，在50年代以短篇作品多产达到其创作顶峰。《三年早知道》、《饲养员赵大叔》是他最好的小说，表现了学习合作化秘诀的农民的活生生的形象。
另一位作者西戎小马烽一岁，尽管其文学成就不如马烽，但经历基本相同。《吕梁英雄传》采用章回体的形式、别具一格的语言，符合老式草莽英雄传奇的传统，所以，立即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全书由100多个章节组成，虽然其中的很多章回可以自成体系。但是，小说的背景都发生在山西的山区，而且都围绕着一个村庄的民团活动而展开，从而使整部小说统一起来。《水浒传》是这种生动活泼的传奇写法的开端，《吕梁英雄传》继承并发扬了这种中国民族文化的特点，显然可以看成是较好地符合了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要求：作家要写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40年代和50年代初，战争为短篇小说和长篇作品提供了大量素材。刘白羽（1916—）原来写类似小说的报告文学，此时，他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创作。最近，他写了一篇关于华北油田的小说。但是，纵观他的作品，其中大部分英雄人物是与军人——日本鬼子、国民党军队和朝鲜战争中的美国兵——作斗争，而不是以大自然为对手。因为他是部队的一名重要的文化工作者，他这样写符合他的身分。也许是因为他太关注部队生活，刘白羽多产的作品描写的大部分是不怕敌人枪弹的那种喜剧性的英雄形象。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是短篇小说《火光在前》（1952年），该小说描写内战中抢渡长江的战斗经历。不久以后，刘白羽转向写朝鲜战争。但是，也许还是杨朔（1913—1968年）的《三千里江山》更能代表这段历史的小说创作，这可又是一部短篇小说。这部小说以刻划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火车司机吴天炮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中心内容。
这些作家所面临的技术性问题是，应该多围绕战争场面的急剧变动来写，从令人兴奋的战斗而不是孤立的游击战，到描写大规模的战役。1951年，柳青（1916—1978年）写了《铜墙铁壁》，小说写的是建造粮仓，而不是写某一个英雄人物，作者试图在小说中解决上述问题，但总的来说，尝试是失败的。小说写到青年干部史铁夫被国民党抓到后，叙述的思路才清晰起来。从这以后，小说转入粮库的背景。作者描写抵抗和逃亡的惊险故事也变得流畅了。杨朔的《三千里江山》成功地设计了一列给前方部队运送军火的列车，大胆地想象列车藐视隐蔽的敌机投下的炸弹。但是，可能由于要为志愿军战士树碑立传，小说几乎没有尝试在战略部署方面花大量笔墨来刻划战争场面。
从这一方面看，1954年出版的杜鹏程（1921—）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达到了新标准，至今仍是战争题材的优秀小说。小说描写主角周大勇是一尊带着“一双炯炯有神眼睛的铁铸塑像”。1947年，国民党发动大规模攻势，企图占领共产党的政权所在地延安。周大勇便出现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共产党主要的战略家在小说中出现，最著名的就是脾气倔强的彭德怀。主人公所受的政治教育是他对最高指挥部真实的战略意图的认识不断提高的关键。在共产党守卫部队暂时撤离延安时，周大勇大胆地装出假象，引诱国民党主力部队，脱离了增援部队。周大勇的鲁莽导致他几乎绝望。不过，这也使他逐渐认识到，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不能脱离整个战略部署。幸好，在周大勇暴露薄弱点、敌人将要围攻之前，敌军被牵制住了。与对日本侵略军的零星骚乱相比，共产党现在面对的是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