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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人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态度是否严肃，还不十分清楚，因为这一条是连带其他建议一同提出的，都不是新东西；某些建议（如苏联撤出北京声称其拥有主权的那些地区等）过去已遭莫斯科拒绝，现在也不可能被接受；而且所有这些建议——包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内——都是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提出来的。第二，由于中国在此之前拒绝了苏联的所有建议，所以需要策略地重申本国对边界问题的主张；提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是作为夺回一直掌握在莫斯科手中的外交主动权的一种手段。第三，有迹象表明，中国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更多地是为了引起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的注意。中国人发现，美国人只想让中美关系处在互设联络处的阶段而不想进一步改善，因为当时华盛顿在北京和台北都驻有大使级的外交代表。毛泽东向苏联迈出一小步是为了让华盛顿知道，美国不能指望借中苏冲突来迫使北京改变反对美国承认并保护台湾的一贯立场。北京似乎是在告诉华盛顿，中国和美国一样，也可以利用国际政治的大三角关系新格局为本国谋求利益。
致使中国外交政策发生变化的这些原因之间并非没有矛盾，但是中国争取主动权的作法（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至少对莫斯科来说是如此。开始时，苏联的反应很谨慎，态度不明朗。①随后则是坚决拒绝。 11月26日，勃列日涅夫在乌兰巴托解释了中国11月份的电文不值得苏联作出积极反应的原因：实际上，北京提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苏联边防军撤出一些所谓的“争议地区”。这些地区本来属于我国，中国领导人对此提出了领土要求，并称之为“有争议的地区”。北京公开声称，只有在上述要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它才会同意举行有关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一立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②同一天，克里姆林宫在致中国的一份正式照会中说：你方在今年11月6日的贺电中表示要解决中苏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各种先决条件。这是中国领导人以前所持的立场的重复，当然不足以作为达成谅解的基础。③后来，苏联的反应发生了变化。1975年2月初，莫斯科派伊利切夫来到北京，边界谈判再次开始。50000447＿0299＿3④苏联的目的在于察看中国的立场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的电文，他们私下里的反应不同于公开的反应。⑤另外，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关于边界问题的说明，有寻求和解的倾向。周对莫斯科数次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和以互不侵犯的原则为基础的条约作了区分，据称，后者是1969年他和柯西金机场会晤的成果。虽然周和往常一样把它与苏联撤出“争议地区”的要求联系了起来，但他确实呼吁俄国人“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解决一点问题，不要再玩弄那些骗人的花招了”。①莫斯科听信了周恩来的话，派伊利切夫到北京观察情况是否确有变化。
事实上，情况并无多少好转。中国人表示要审讯苏联直升机机组人员。若果真如此，必会招致苏联的严厉报复。②12月，《历史研究》杂志复刊，其中的一篇文章猛烈抨击了苏联的边界政策，要求俄国人撤回驻在蒙古的军队，停止在边界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把边界地区部队的数量减至1964年的水平。③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正式把反苏主义列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④莫斯科则继续展开对北京的宣传攻势，指责中国没有对苏联的一系列建议作出反应，并谴责中国领导层以毛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⑤还呼吁中国人朝边界问题的解决迈出“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步伐”。⑥尽管如此，伊利切夫和新上任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韩念龙（他接替了生病的余湛）还是于1975年2月16日举行了会晤。⑦除了程序和外交礼节问题外，苏联可能还想把直升机机组人员和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处的航行问题引入议事日程，因为这些问题已对边界问题的谈判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干扰。然而，谈判和前几年一样，不易获得进展，故苏联代表团不久（4月份）又游览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①1975年中，人们甚至不清楚，这种时断时续的谈判是否仍在继续。
这样，自1964年双方初次会晤后的12年中，边界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争端的解决实际上取决于谈判大厅以外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毛泽东的长寿和中国关于继承人问题的政治斗争格局。不过，1969年以后的几年时间并未白白流逝。中苏双方都明晰对方的立场，如果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双方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达成协议。但至少在随后的15年中，这种结局没有出现。
① 《纽约时报》，1969年9月19日；1970年11月19日；1972年12月11日；《明报》，1970年1月19日；《新时代》第36期（1973年），第19页（指责中国在中蒙边界举行了151次“军事演习”，蓄意进入蒙古境内15至20公里不等，开枪射击牛羊群，肆意辱骂边防战士，散发小册子等宣传品），《共青团真理报》，1972年1月12日（见《苏联动态》）；《洛杉 矶时报》，1972年12月11日；《苏联动态》，1972年12月1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年9月19日；《土库曼火花报》，1974年2月15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2月15日，《苏联分析家》，1974年11月28日，第2页（刊登了一位前苏联公民对中蒙边界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战斗的描述。双方均未公开承认这次死伤人数很多的战斗）；《每日电讯报》，1974年12月17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12月17日；戴维·弗洛伊德报道说11月份在中蒙边界发生了五次冲突，但中苏两国政府均予以否认，见《中国动态》，1974年12月19；《苏联动态》，1974年12月19日，尤睦佳·泽登巴尔（蒙古共产党领导人）：“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远东问题》，第4期（1974年），第6—29页。他在文章中宣称，“成群的中国士兵超过边界，砍伐树木，在森林中纵火，还把感染上严重传染病的牛群赶到蒙古境内”。《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1月28日，第18—19页）详细报道了1970年 6月2日、1971年5月26日和1973年4月20日中国侵犯中蒙边界的事件。
② 1969年 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组建了新的生产建设兵团（特别在内蒙古和东北地 区），成员均是原来城市里的红卫兵。
③ 这项“建议”只是重申了前5个月中中国政府在几份照会中所持的立场，与苏联的建议实际上没有差别。中国后来又提出，两国军队均先从边界线附近后撤一定的距离，欲以此作为达 成协议的先决条件。
① 《每日电讯报》，1974年12月17日；《真理报》，1974年12月20日；路透社和法新社消息，1974年12月17日，（见《中国动态》，1972年12月18日）；塔斯社消息，1974年12月19日（见《苏联动态》， 1974年12月9日）。
② 新华社消息， 1974年1月19日，见《苏联动态》， 1974年1月23日；《纽约时报》，1974年1月20，21，24日；新华社消息，见《中国动态》，1974年1月2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1月25日；新华社消息，见《中国动态》，1974年1月25日；《经济学家》，1974年1月26日，第43页。中国人声称他们“捕获”了在北京城外的一座桥下向一名中国人提供间谍器材的两名苏联外交官。那个中国人坦白罪行后，中国即驱逐了那两名苏联外交官。苏联方面接着也驱逐了一名驻莫斯科的中国外交官。中国指责苏联在远东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参阅《阿特拉斯世界报刊评论》，1975年2月，第15—20页（转载了《远东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
① 苏联直升机于3月14日降落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中国领土上，《真理报》，1974年3月21日 （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4月17日，第3页）。中国人把该直升机放置在新疆的 哈巴河县（《北京周报》，1974年3月29日，第5页），指责俄国机组人员在执行军事侦察任务。此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交涉。苏方力求直升机和三名机组人员安全获释，而中方则利用此事大事宣传，把它当作迫使苏联停止此类活动的手段。当中国人威胁说要审讯机组人员并把他们押往全国各地示众时，苏联曾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解，参阅《纽约时报》，3月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