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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的攻击。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和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方面面临的困境，从反面对随后十多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更为重大影响。不但北京向世界的全面开放——除外交外，还有经济和体制方面——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策中向后退的结果，而且中国与美国的和解（这是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决策所促成的。因此，尽管这个时期对过去和未来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而言是个例外，但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来说，它又是一个新的起点。①最后一点，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可重新做出评价。研究表明，北京的外交政策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要更积极，参与得更多。中国不但在中苏边界采取了许多行动（这些行动是在中国首都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的），并一直与美国保持接触（讨论越南和大三角战略政治等问题），而且还继续进行着进出口贸易、对外援助及接待高层次来访者的工作，虽然其规模已大为减小。中国自我孤立的时期很短。此外，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暴力活动和狂热的思想意识向外蔓延，对世界的影响。香港爆发大规模骚乱，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缅甸和柬埔寨在红卫兵于两国首都引发暴力活动后改变了对华政策。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围攻，直接针对撤离使馆的俄国外交人员家属的民众暴力活动，以及中国红卫兵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反对苏联的滑稽举动，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强烈反感。苏联虽然暂时保持了克制态度，但从1969年以后，这些事件造成了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激烈反应——使此类事件“不再重演”。
不过，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似乎并不像开始时表现得那样异常。事实上，它与1965年以前及1969年以后北京奉行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一致的，是由同样复杂的各种决定性因素造成的。其基本准则和“能动变量”是相同的。本章认为，虽然在国际社会中几乎消失，但实际上中国对其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仍一一作出反应。
就国内而言，这些压力有三种形式：①政治、人的个性及二者背后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的“教训”；以及意识形态（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影响。
国际压力也有三种形式：美国和苏联——唯有这两个国家对北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的政策；全球国际体系（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总格局、亚洲地区体系的状况及二者各自正在使用的“控制规则”；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中国国力的增长有关的中国国家利益的复杂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政策表明，当中国共产党决定冒险违背本国政策和国际惯例的一些基本准则时，它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① 这个观点来源于托马斯·W。鲁宾逊：“中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与战略层面”，载唐纳德·赫尔 曼编：《中国与日本：新的均势》，第197—268页；托马斯·W。鲁宾逊：“1959—1976年 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三部曲”，载K。J。霍尔斯蒂等编：《国家为何重组：战后世界各国外 交政策的调整》，第134—171页。
① 参阅乔纳森·波拉克撰写的本书第5章； G。W。乔德赫里：《世界事务中的中国：1970年 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托马斯·芬加等编：《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20世纪70年代的政 策演变》；罗伯特·萨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① 这一观点出自笔者未发表的手稿：“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释：作用因素与分析水平”。
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
我们的研究是在粗线条的年代顺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首先，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修正主义概念从中苏关系向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的扩展（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由于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和中国领导层关于如何对此作出适当反应的争论，使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时间推迟；这些事件与外交政策中的其他争议问题对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的影响。每一个方面都是国际和国内因素复杂混合在一起的最好例证。
从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批评克里姆林宫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开始，到毛泽东得出中国也和苏联一样，正在走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之路的结论为止，其间的道路既漫长又曲折，但也是清晰可辨的。①毛认为，苏联外交政策走上了这样的歧途——对美国实行和平共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和对中国奉行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和全面敌视——其原因是以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蓄意违背了真正的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60年代初，中国在九篇论战文章中把上述问题都明确地列为克里姆林宫的罪行。②如果不是毛泽东对共产党执政后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得出逻辑上的和经验主义的结论的话，中苏之间的论争会是纯粹的外交政策问题。按照毛的逻辑，苏联一贯犯如此重大的错误，必定有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实质性原因。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所以，苏联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已逐步复辟了资本主义。苏联共产党因而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团体，具有以垄断国家财产为表现形式的政治集团和帝国主义的阶级的所有特征。由于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是社会主义，又由于个人不可能把莫斯科引向资本主义，所以，苏联倒退的原因必定是，在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即俄国过去的）对经济基础的重大影响。由于苏联是第一个因而也是最老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就有机会在那里泛滥。若果真如此，则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可能发生同样的倒退，其表现特征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虽然其程度要浅得多。具体来说，修正主义的迹象在中国也该显现出来了，因为到60年代，中国共产党已执政十多年了。
毛泽东一直是个信奉实验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完成上述逻辑推理（其证据在他的著作及在他指导下完成的中央文件中随处可见）后，①即转入经验主义的领域以求得证实。他自然找到了要找的东西，并确信他的同事们——他们负有发展地域广阔且地区差别很大的国家的重任，而运用的是极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组织方法——平时的行政方面的、官僚主义的及思想意识的行为就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因此，他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即是说，毛认为中国国内存在着修正主义。我们可以从他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党的几乎所有领导人（他的妻子江青、林彪以及其他少数几个除外）的行为的日益不满中，追寻出他的这种看法的轨迹来。①1965年初，毛断定只有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洗才能拯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而且发动得越早越好，以免党内的资本主义势力变得过于强大。毛确曾准备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扩大成为文化大革命。②为此，寻找个人的或阶级的盟友、确认国际形势对中国仍然有利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为实现第一个目标，毛让自己在党内的可疑对手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负责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此来检验他们的忠诚；让国防部长林彪负责军队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负责编印毛主义语录——“红宝书”，并帮助组建红卫兵；开始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把他们变成进行阶级斗争的一支特殊力量。③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实际上，196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些活动上。
然而，在毛处心积虑决定把中国推向极端的时候，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险恶了。自肯尼迪政府进行军事干预支持南越政府以来，越南的内战日趋激烈。1964年夏末的北部湾事件和美国对北越油库和海军基地的报复性轰炸，使战争进一步升级了。林登·约翰逊宣称不进一步扩大战争，而是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因此，他于1964年11月当选为美国总统。尽管如此，当越共军队在波来古成功地袭击了美国顾问的住处并摧毁美国飞机后，美国总统乘机恢复了对北越更为猛烈的定期轰炸，并增加了美国在南越的地面部队的数量。轰炸持续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