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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毛的战略的缺点是，在1966至1969年之间他只进行半场革命。他未能设计出一个切实可行而持久的、可供选择的政治制度来取代他想推翻的政治制度，或者把他动员的政治资本从破坏性的力量转变成建设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第二次不成功的中国革命。1911年，孙逸仙（孙中山）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但他未能创建有效的共和制度以代替被推翻的王朝，中国从而陷入军事统治之下。60年代后期，毛成功地从党的机构中夺取了政权，但他未能设计出有效的民众机构取代列宁主义的党一国家机构。政权再次落入中国军人手中。
在为毛的辩护中，也许最能说得出口的是，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时，毛确实在总体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机构和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毛试图阻止武斗和人身迫害，这在中央的许多指示中很明确，他批准禁止拷打、搜查住所、抢劫、监禁和损坏个人财产。①他批评扰乱群众运动的宗派主义，要求革命委员会包括所有互相对抗的群众组织的代表。毛不但反复强调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而且亲自保护过许多高级官员免受攻击，这些官员中最重要的是周恩来。②问题是这些干预在控制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和暴力方面并未取得完全成功。归根到底，毛能够重新控制这场运动的唯一办法是完全否定这场运动。而毛拒绝这样做。他从未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支持这场运动的理论或者这场运动反映出来的战略。毛也从未抛弃要对许多暴力事件负责的助手。直到他生命终结，他继续相信文化大革命是确保他死后中国沿着真正的革命道路前进的一场及时的、必要的和合适的运动。
后 果
1966至1969年之间的文化大革命具有某些全是或全不是的特性。中国社会的重要部分彻底受影响，同时，同样重要的其他国家部门几乎没有触动。与此相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有些后果已证明是暂时的，而其他后果在未来几十年里将继续影响中国。
文化大革命没有对中国农村造成大量损害，而在60年代后期那里生活着6。2亿人。靠近大中城市的为数不多的公社，尤其是那些城市所辖县城郊区的公社例外。这些郊区确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活动，比如农民参加公社和生产队一级的夺权斗争，以及在附近城市参加群众抗议活动。理查德·鲍姆根据中国新闻通讯社的报道，在对中国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详细研究中证明，1966年7月至1968年12月之间有231个地方发生农村骚动。在这些骚动事件中，42％发生在郊区县，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周围；另外22％发生在距大中城市50公里以内的地方。相比之下，不到15％的骚乱事件发生在距城市100公里以上的地方。当然，鲍姆的调查结果并不意味着只有231个公社直接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他的统计资料确实启发我们，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除了对中国的主要城市外没有多深的影响。这确实主要是一场城市运动。①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农村只受到轻微的触动，那么只有极少数城市居民未受它的影响，因为这场运动实际上在中国的每一所高中、每一个工厂、每一所大学、每一间办公室和每一家商店里进行着。1980年，胡耀邦在接受南斯拉夫记者采访时，估计有1亿人——几乎是城市人口的一半，实际上所有到了工作年龄的人——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毛主义的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将少许一点夸张考虑在内，我们认为胡耀邦说的数字合理准确地表明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城市的总体影响。②经济上，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中国遭受的损失惊人地小。1966年和1967年，谷物产量上升，1968年大幅度下降，但1969年又恢复到1966年的水平。1968年收成差可能部分与那一年的政治动荡有关，但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1968年的天气比1967 PGN年的要坏得多。况且，次年谷物产量的迅速恢复表明，文化大革命对农业产量只存在有限的和暂时的影响。
在工业中，类似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1967年工业产量下降约13％，这是由于工厂和运输线的正常工作遭到破坏造成的。结果，1967和1968年国家收入、支出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急剧下降。但是，工业经济很快恢复。1969年的工业产量再次超过1966年的水平，次年，国家收入、支出和投资跟着上升。①到1971年初，据西方估计，工业生产已完全恢复，恢复到60年代初期规划的增长率水平。②因此，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范围和持续时间上是有限的；这些影响肯定远远不如10年前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严重。但是，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影响要大得多。③中国的舞台和银幕除了在江青的支持下写的一小部分“革命”影片、戏剧和芭蕾舞之外，停止上演任何艺术作品。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不让卖了，图书馆和博物馆关闭了。1966年夏，大学停课，同年秋季，中学暂停教育，好让学生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尽管次年春恢复了中学教育，但在随后的四年里大学教室仍是一片漆黑。直到1970年夏，第一个大学生新班才招收新生，甚至这种做法也被限制在一小部分高等院校里。
从严格的课程角度来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中国教育体制的危害只是温和的。危害更大的是1969年以后实行的政策，使课程政治化，减少教育时间，要求过长的体力劳动，以及根据阶级出身而不是学术上有无造就前途挑选学生。另一方面，许多文化和教育机构蒙受严重的物质损失。许多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收藏品遭到损害、破坏或被分散。红卫兵损害或破坏了大量历史古迹、宗教建筑和文物。而军队一旦被派往大学恢复秩序，他们就征用学校建筑物为己有。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这些后果中仍有许多没有得到完全补救。
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后果是对学者、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关于1966至1969年间文化界遭受迫害和折磨的人数仍未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1980—1981年对“四人帮”的审判提供了一些可作为例证的资料。这次审判的起诉书说，文学和艺术界中有2600人、教育部下属机构中有14。2万名干部和教师、研究机构中有5。3万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卫生部部属的医学院和研究机构中有500名教授和副教授“受到错误的指控和迫害”，其中有些人（具体数字不详）被迫害致死。①绝大多数人遭受本单位红卫兵组织的折磨，有少数人成了江青个人的牺牲品。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经历有损她的形象，她担心这方面的资料会被她的对手泄露出去，于是组织几个小组查抄上海作家和艺术家们的家，以便没收有关她过去的信件和照片。
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粗暴对待与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政治清洗率极高。在地区和省一级，清洗率达70—80％，6个大区党委第一书记中的4个、29个省委第一书记中的23个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在党的中央机构里，清洗率约60—70％，23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名、13名书记处成员中的4名以及167名中央委员中的54名，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免于难，政治地位丝毫无损。在这场运动结束时，15名副总理和48名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