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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上层阶级的社会生活有许多染上了庇护人被保护人的关系的色彩，这种关系使人们从等级上发生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被保护人有两种主要类型。③“以前的部属”阶级总是产生由别人指定或推荐职务的人。中央政府的少数高级官员在其衙门拥有大量职位，他们可以自行挑选人员来担任这些职务。太守、刺吏和县令也可以委派数十名下级职员。特别是太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他举荐地方人士为“孝廉”，因而能够和日后在官僚机构中也许会高升的人们建立恩惠关系。第二类被保护人称为“门生”。在理论上，这些人蒙受庇护人的恩惠，因为他们接受了他的教诲。庇护人可能是真正的恩师，但是正式官员也收受门生——被保护人，门生投奔他们，不是为了获得教诲，而是寻求帮助和庇护。
公元2世纪期间，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日益巨大的政治意义。这种发展也许是私人关系和惯例获得巨大重要性，而官方的和公共的关系则被认为不大重要这样一种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这一过程也许同这种新情况有关系：孝顺和公共责任感的美德已被列为人的价值的尺度。正像指望一个人始终忠于他的亲属和他的邻人一样，他也应该铭记他以前的恩师和长辈。
特别在公元89年以后，因外戚上升到执掌大权而出现的政治生活的变化，使得保护关系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外戚大将军掌握的权力主要在于他们能够操纵对于数百名官员的任命。即使外戚的某些大将军也真心诚意试图招募一些受尊敬的人物，但是，人们仍有理由怀疑他们任命的人物，所以，一旦他们的外戚保护人垮台，他们通常被赶出官府。随着2世纪40年代梁家权力的巩固，许多官员和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开始相信政治上的决定不会对他们有利。由于试图找到种种办法来更使人们觉得他们拥有势力，他们开始强化他们自己的保护人被保护人的关系。这最初表现在太学中，太学的门生在少数活跃的宗师的领导下，开始对官员的虐待提出抗议。
随着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结果出现为了获得渴望成为被保护人的人们的竞争。据徐榦（171—218年）记载，大臣、太傅、刺史和各郡太守不注意朝廷事务，而专心致志于他们的‘宾客’。①足以在《后汉书》立传的重要人物在其经历中几乎都曾谢绝本地郡的职位或京城高级官员的举荐。这不是说获得这样的职位是不光彩的事情；倒不如说，人们希望担任和选择愿意接受的职务，并且在自愿的基础上和自己的上级保持关系。
任何被保护人所承担的一个义务就是在保护人去世时必须去吊孝，并且尽可能参加葬礼。被保护人后来还常常捐款立石碑。为公元161年去世的蓟州刺史立的石碑列举了193位“门生”，他们都来自他的管辖区域。泰山都尉孔宙（公元104—164年）的石碑是10个不同郡的43位门生——被保护人立的；4位部属来自他以前任职的地区；4位部属来自他的泰山衙门；10位门生来自八个郡，也许他们是真正的门生；一人是“以前的平民”。资深政治家刘宽（公元120—185年）的石碑列举了遍布华北华中各地的300多位门生——被保护人的名字，其中96位是当时在职官员，包括35位县令和11位太守。另一块单独的石碑列举了他“以前部属”的名单；这块石碑刻着从高官以下的50余人的名字。①我们可以从这些名单上看出关系网形成的途径。绅士们可以自行依附于他们本地或邻近地区的任何地方官吏，而成为他们的门生——被保护人或成为他们的下级官吏。这些地方官吏依次不仅同他们的上司具有公务的和私人的关系，而且也同其他正式官员、特别同他们以前的上司或保护人保持私人关系，而其中的某些上司或保护人依次又可能同朝廷里的重要人物有联系。在为高级官员或著名宗师送葬时，可能有数千名被保护人聚集在一起，以增强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在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狂热关系达到极点时，人们甚至可能为只担任过他们几天太守的某人的母亲披麻戴孝。②上层阶级增强的凝聚力和自觉性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要贡献之一是自认为绅士（士）的人群扩大了。地方精英分子开始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士，即使学识平庸之辈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在地理上彼此分隔和他们的大部分活动集中于本地，他们仍然不仅从共同集体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而且也认为自己是全国的文化、学术和政治事务的参加者，即使是非常间接的参加者。①在随后诸世纪中，“士”的上层阶级的力量和凝聚力被证明比起作为中国文明一体化基础的政治或经济的中央集权更为持久。
为了对地方精英分子表示尊敬而立的石刻碑文证明，绅士的理想扩大了。这时碑文表明地方精英分子共同具有表现在“笃行传”中的价值观——孝顺、敬服和淡于名利。当然，碑文并不表明人们实践了有教养绅士的所有这些美德，但是碑文确实表明人们共同具有一个绅士应该如何立言行事的自觉性。一个恰当的例子是182年的一块殡葬石刻，这件石刻看来是一个主要部属亲自撰写的。50000439＿0687＿1②〔孔君〕年轻时学习过《礼经》。他遭逢人相食的普遍苦难时期，他构筑一小茅屋，因采集野菜赡养双亲而消瘦。他厚道、仁慈、直爽、朴素和忠诚，所有这些美德都是他的一种天性，没有一件是他后天学到的。〔后来〕他境况稍佳，他想起他的祖母……他为祖母重作棺材，建一庙宇，在庙旁种植扁柏……他的幼弟品德善良，但不谙世务。〔孔君〕把幼弟请来和他住在一起四十余年。甚至自己借钱用时，他对弟弟却慷慨大方……他的美名四扬，县里请他当主簿，后又到功曹任职……③可见，历代祖先无人作官、自己只当过下级县吏的人有权要求获得荣誉，因为他屡次尽孝道和为人慷慨大方。
地方精英往往以他们中间有一位具有这些特质的人物而公然自豪。南阳有58人全都是以前的下级官吏或赋闲绅士，他们捐资为当地一位学者或教师娄寿（公元97—174年）立碑。娄寿的祖父是正式官吏，但他的父亲却过着“安于贫困”的生活。娄寿本人被描述为好学，是一位善于与人相处而始终受人尊敬的热心人。他欣赏隐士生活和山间的雾霭，不巴结权势人物。他拒绝了郡县的所有邀请，不为高官厚禄的念头所动心。①教育无疑是扩大有教养绅士理想的重要方法。一些正直的官员常常被描写为鼓励地方人民养成高尚的行为和学识的人。例如，何敞在任太守时，试图使该地的下级官员变成绅士。他不囿于严密的法律观点，而是按照《春秋》的原则判决诉讼案件。在他的影响下，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们都回家去侍奉双亲，或者了却丧葬事宜。两百余人散发部分家财。有趣的是，何敞不是把文化送到国家的边远地区，而是带到中原的一个贫瘠之地，即汝南。
其他官员非常强调熟读经书。将近汉末之际，当令孤邵任弘农太守时，该地没有一人熟悉经书（尽管近来有人试图宣扬例如公元175年的熹平石经）。因此，他征求一位下级官员到临近郡的一位老师那里去学习，当他获得基本知识以后，便要他当老师。另一些太守把有出息的人送到京城求学。例如，当杨终（死于公元100年）13岁是四川某郡一位低级职员时，太守赏识他的才华，把他送到京城。②尽管荣誉应归于热心的县令和太守，但是好学之风似乎在整个后汉时期持久不衰。奖赏是丰厚的。在社会上，正式就学于某位宗师，此人便成为有教养的绅士；在政治上，这开辟了为官的门道。全国各地有专职学者和官员从事教学。《后汉书》几十处提到一些宗师拥有1000余名门生，还有更多的地方提到一些宗师拥有数百名门生。正史数次出现有天分孤儿的故事，他们虽然无力偿付学费，但却能遇到老师。这些故事被记载下来，以资鼓励人们，但它们也说明学习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①上层阶级的自觉性由于文学著作而进一步加强，文学著作对于绅士中的个别人物或团体进行非难和评价。这些著作模仿在整个后汉时期流行的“笃行传”的某些惯例，而且它们表示了比较自觉和比较成熟的阶段。一个早期例子是孔融（死于公元208年）的短论，他的短论把颍川和汝南绅士的优劣作了比较，这两个地区在朋党运动中产生了许多领袖人物。孔融短论中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