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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①今天的中国当然放弃了这种过分乐观的幻想，而强调发展生产力是改造社会制度的前提。毛在刚才所引的这段话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西方（其含义是，在中国，一旦经济发展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问题。不管怎样，这一观点至今尚未被一同抛弃。
也许，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洞察和对人与道德在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强调，最终仍将是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因为这种洞察力是根植于对悠久历史的观察之中的。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初步再评价》，第71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77页；另见《杂录》，第343页。
① 廖盖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2—343页。
③ 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学的批判》，见《杂录》，第266页。
④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30页。
① 《红旗》1964年第13期，第31—32页；另见《北京周报》1964年第29期，第26页。（源出于毛对1963年5月9日关于浙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一份文件所作的评语。）
① 《红旗》1973年第9期，第22、27页；另见《北京周报》1973年第35期，第36、25、28页。
② 《红旗》1975年第2期，第17页。另见《北京周报》1975年第4期，第19页。
① 指毛泽东“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译者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7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见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5—86页。
② 同上，第234—235页。
③ 《毛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第8页。
④ 同上，第6—7页。（这段引文出自中国官方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据我所知，斯诺从未在自己的著作中用过这段话。）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33—334页；另见《杂录》，第258—259页。
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 （1966—1969年）
第二章 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从1966年起直到大约10年后毛泽东去世时为止，是本世纪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文化大革命的情形，想起来仍栩栩如生：身着军装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挤满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当他们看到伟大舵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个个热泪盈眶；老干部们头戴高帽，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被抓上卡车，那些年龄只相当于他们1/3的年轻人强迫他们沿着大城市的主要街道游街；报纸见方的大字报上充斥着对高级领导人的修正主义与反革命行为的辛辣谴责。红卫兵带着的红宝书——用塑料包装的毛主席语录的小册子，是年轻的造反派反抗权威的象征。
纯粹从叙述的角度看，无论对发动者个人还是对整个承受了它的社会来说，文化大革命只能被看成是一场悲剧。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毛在革命胜利后时代仍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纯洁性，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独一无二的超凡的地位，这使他有资本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对群众运动充满信心，这就决定了运动的形式。毛的开阔的视野和改造八亿中国人命运的能力成了神话，从而产生了一位比真实的毛泽东更伟大的人。
可是，就像在古典悲剧中一样，这些英雄品质最后打上了致命的污点。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本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他个人的权威使他有能力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控制它们。随着群众运动逐渐演变成暴力，派系斗争和骚乱，毛认为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能拯救国家的观念被证明完全错了。毛本希望文化大革命能成为他对中国和马列主义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贡献，结果倒成了他晚年的重大错误。
由于毛具有操纵中国的能力，所以，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当今的中国领导人都把文化大革命描绘成国家的大灾难。虽然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破坏不如大跃进严重，生灵涂炭的情形也不如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日本侵华时期和共产党革命时期，但由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事业的中断、精神的崩溃以及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都具有毁灭性。运动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恐怕要几十年方能消除。而且，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这些代价基本上是毛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和提出的对策的结果。毛认为中国正处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边缘，提出阻止复辟的最好方法是发动城市青年。
从另一种观点，即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又是非常有趣的。政治学家们常常提及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危机”：现行的政治机构由于经济处于过渡阶段、知识界发生骚动，以及政治的动员、社会的变革等原因①，遇到了挑战甚至被动摇，发生了危机。如不进行有效的改革，政治危机就可能发展成暴力、混乱、反叛甚至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初看起来，就像20世纪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似乎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危机。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面临着高层次的抗议，因为城市里对许多社会、经济和组织政策存在着广泛的不满。中共既无法压制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又无法有效地迎合他们。这种情形的结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直到军队干预，恢复秩序，开始重建政治体制为止。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独特之处是，这场危机是由政权的领导人自己引发的。使共产党的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正是毛自己，是他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削弱他自己的政权，也是他为人们的抗议和不满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词汇。这个曾经发动革命反抗旧政权的人现在又发动革命来对抗自己亲手缔造的新政权。
但是，毛的第二次革命却远不如第一次革命成功。根据毛的观点，成功的革命，既是建设又是破坏：建设一个新秩序，同时破坏一个旧秩序。毛第一次革命的指导思想中，不仅有对现存体制的批判，而且有对未来新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设想。与此相类似，第一次革命不仅发动了广大对现实不满的人，而且创造了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能在夺取政权后有效执政的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与此相反，毛的第二次革命既无明确的指导思想，也没有产生能执行新的方针政策的统一组织。它推倒了旧政权，留下的却只是一片混乱。
本章是对文化大革命前期三年半的历史作一描述和分析，也就是从1965年底的前奏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被某些学者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其余的称作狂热阶段。正是在“红卫兵”阶段，毛所引发的政治危机陷得最深，混乱最严重，生命代价最高。
这三年半的时间可分为几个小阶段，每一阶段在本章中都将逐个论述。第一阶段，从1965年秋到1966年夏，毛与党的机构的矛盾上升。在这一阶段，毛开始发展自己的权力基础，与他认为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党的领导人相对抗。毛利用他的政治资本，罢免和贬谪了一些军队、文化部门、北京市政府和政治局里他所不满意的人。然后，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使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在更大规模上批判修正主义。
第二个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底。在此期间，毛对党的机构的攻击迅速遍及全国，红卫兵充当了主要工具。但这一时期的结果，却与毛的初衷相左。很明显，他原希望红卫兵会形成统一的群众运动，领导干部们也会坦诚地接受来自这些特殊组织的批评。这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党的方向得到纠正，党的权威也完整无损。事实上，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红卫兵分裂成互相对立的派别，一派攻击党的机构，另一派保护党的机构。省、市级的领导开始时压制群众运动，尔后与之合作，最后采取逃避态度。红卫兵各派系之间及群众运动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不仅没有加强党的权威，反而削弱了党的权威。至1966年底，中国许多重要城市的政治机构完全瘫痪。
在第三阶段，即从1967年1月至1968年年中，毛下令：向已名声扫地的党的机构夺权。究竟采用何种程序夺权，毛经过数周犹豫之后，决定政权应当分享，在省、市级，由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群众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