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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由于集团本身的存在数代不变，它最终将使自己转变为一个阶级。②这个论点存在的问题是，它没有对官僚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作认真的分析，或者对称它为一个阶级这一论点提出任何论据。我并不是说某个论点的形式宁愿不能以阶级的统治为中心，也不能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中心；不能把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本文所说的“新阶级”或“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过去的30年里，从德热拉斯到巴罗，许多人正是这样做的。此外，根据一切可得知的事实，似乎表明毛本人在晚年也有这个倾向。他不仅接受了康生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表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而不是根据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但他实际上的确赞成在1975年和1976年间提出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应当主要地或果断地到党内去找资产阶级。此外，毛接受了这个逻辑推论。这个推论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国家机器的途径来剥削工人和农民的。③然而，即使我们断定毛在70年代初持有这一观点，但他也没有提出系统的观点来论证它的正确性——的确，那时他也许不能这样做。在我看来，写过有关这些问题的那些西方学者，也没有替他那样做过。①关于新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根据毛的说法，用相当篇幅论述领导干部中特权阶层的自私和腐朽行为时，将这些“极端孤立的人”看作那些实际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残余分子的工具。姚文元写道：如果不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和物质刺激的作用，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②这段分析同样没有解决问题，与新的官僚主义精英控制着生产资料这一说法相比，它更难以符合实际。难道在革命后长达1/4世纪之久的中国，1949年以前的资产阶级真的如此强大吗？首先，党内的“新阶级分子”——他们醉心于现存秩序下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利益，——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参与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内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他们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往日的“真正”的资本家进行竞争，并且很快就会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在明确根据50年代末期以来毛本人著作里出现的思想倾向而建立起来的社会里，这两种前景都提出了“新阶级”的作用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毛主要关心的是，革命以后的中国，“资产阶级”态度如贪恋金钱、享受和特权等等是否会复活的问题。在他看来，物质报酬上的不平等会助长这种偏向——因而无论适当与否，他支持1975年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但归根结底，他更关心的是改造“内心”或“灵魂”的斗争。毛之所以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上，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种人享有更多的、很可能腐化他们的特权，和更多的、会使他们去腐化其他人的权势。
同时应当强调的是，毛认为腐化的根源不仅仅是指权力的报酬，而且还有权力本身。1976年5月，人们引用了毛一生中发出的最后几条指示之一。这条指示指出，革命将来还会发生，因为“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①没有什么办法能证实这条语录的真实性，但听起来它却十分像是无拘无束的毛所说的。尽管毛由于需要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致力于国家的强大，他显然对任何人——除了他这个皇帝本人——被委以权力表示怀疑。
我已反复强调过，在毛的晚年，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显著的极端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从他关于保证完全彻底地、系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原则，例如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缩小城乡差别和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等一系列必要措施所作出的结论为基础的。但是，这一源于西方的思想虽然被曲解，并被作为毛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留下来，但它们并没有抵消中国传统在毛的思想和在中国政治制度中所占有的日益增大的影响。
除了以上所讨论的对秦始皇的崇拜以外，这种倾向的另一方面是强调要忠于领袖和他的思想，这是通过“忠”的符号来表示的。像红卫兵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能熟背“红宝书”，能够在每个场合背诵合适的语录，并以此显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而且，他们还“无限忠于毛主席”，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中国，这种高于一切的品质是区分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在《左传》鲁成公九年里写道：“无私，忠也。”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可以理解为：“无私的人是真正的忠（于统治者）”，在毛的晚年，中国人反复学习了这一公式。一方面，真正无私的，愿意像雷锋那样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人民服务的人，是毛主席真正的和忠实的信徒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反过来说，忠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正是由于这一事实，成为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并赋予其他一切革命美德。①在这一方面，和秦始皇一样，毛在其晚年，完全从一个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袖变成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在其思想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的折衷主义者。
① 王年一：“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的估计”，见《党史研究资料》第4期，第772页。为进一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心理根源，可参考S。施拉姆的论文：“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第221—224、233—237页。还可参考他的“剧变的限度：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的看法”，载于《中国季刊》1986年12月第108期，第613—624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06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30页（1964年12月21日与陈伯达和艾思奇的谈话）。
④ 同上，第640页。
① 《毛泽东集》第7卷，第142页，译文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27—428页。
②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4日；《北京周报》1966年第37期，第2—21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53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77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70—671页；另见《杂录》，第453—454页。
③ 《资料选编》，第287页。
① 1960年10月20日的决议由J。切斯特·郑翻译，收录在《中国红军的政治》第66—94页。与《毛主席语录》的前言的相应的部分在第70页。另见同一卷第30页。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亲自”修改了这一决议。
①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71页。上海机床厂的例子可参见《北京周报》1968年第37期，第13—17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3、706、 695页。另见《杂录》，第475、488、471页。
③ 同上，714页；另见《杂录》，第496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8、 688页；另见《杂录》第481、 470页。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6页。
① 《北京周报》，1968年第52期，第6—7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88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18—19页。
① 梁效：“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红旗》1974年第10期，第60页；另见《北京周报》1975年第2期，第11页。
① 靳志柏：“批孔与路线斗争”，见《红旗》1974年第7期，第32页。另见《北京周报》，1974年第33期，第11页。
① 廖盖隆：“历史的经验”，第147页。
② 约瑟夫·埃谢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见《现代中国》第5期（1979年1月），第57—58、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