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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出自1960年10月军委会议的决议，①而这一决议是毛亲自改写和批准的。因此，这一阶段确定了1966至1972年间无政府状态与军队控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也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各个极点的进一步和最终的分离。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许多悖论都与青年人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在运动一开始毛就向红卫兵们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像他和他那一代学生在1919年冲上历史舞台一样，争当先锋。但是，另一方面，1966年及其以后的方针却又极大地削弱了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的作用。红卫兵的无组织无纪律及自我放纵行为可以对此作部分的解释。1968年12月开始，毛把他们送往农村向农民学习“无产阶级觉悟”。在此之前，1968年夏曾为此批评过红卫兵。但这种悖论也反映出，在毛的思想和政策中，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专业知识和受过较高教育的专业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矛盾均可在“又红又专”的口号下达到更大的统一。但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使重点发生了很大偏差，其方向不是用政治来补充知识和技能，而是用政治代替了知识和技能。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毛所信奉的现代化事业的整个基础实际上被大大地削弱了。
很多过分行为的根源乃是1968年7月21日毛发表的一项指示。这项指示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①1968年7月28日毛在与红卫兵领袖的谈话中，对上面的这段文字，也可能是对这段文字所出的那次谈话作了评论。在这个评论中毛本人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关心用于实践的技术，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怀疑正规教育的价值。他说：“大学还要办吗？”“要不要招生呢？如果要招呢；比如讲文科，你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并不是说文科一定不要办，我今天讲的是理科、理工科”。然而，毛又继续说道，“如果文科搞不出什么名堂，那就拉倒。”他说，高小学的东西到初中重复，高中学的东西到大学又重复，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像恩格斯和他自己年轻时候那样：自学或自修大学（像毛在1921年所做的那样。他最后说：“真正的大学是在工厂和农村。”②在理解这些话时，应考虑到这样一些事实，即与此同时，毛向他的那些红卫兵对话者们传达了一个非常严厉确实也非常无情的信息：即党是至高无上的，过去两年来他们一直热衷的活动再也不能被容忍了。在这种情况下，毛在某些事情上对他们表示赞同，给药丸包上糖衣，这是可以理解的。毛接着还说，考试是浪费时间，“所有的考试都应废除，彻底废除。谁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呢？谁考林彪同志呢？谁考我呢？谢富治同志，叫学生们都回学校去”。③学生们确实被召回了学校，虽然学校的考试规则被废除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但社会秩序却有力地恢复了。在向红卫兵们解释为什么不得不停止这一已经使成千上万人流血牺牲、两败俱伤的争斗时，毛宣称：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你们能用这种方式联合成一个王国吗？
毛警告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恢复军管，叫林彪下命令。”①当然毛确实这样做过，但是不管苏联和各种各样的“左派”怎样想，军队专政绝不是毛的理想。他“恢复军管”是因为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外没有其他手段能够阻止这场派性斗争。这种派性之间的战斗不仅仅是用砖头和弹弓打，而且还用步枪、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一旦局势变化、条件允许，毛就会重新确立党对“枪”的领导。他在1971年8月至9月与大军区司令员的一次谈话中论证了这一步骤的合理性。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行使领导权，不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放思想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事实上，这些讲话的主要目的是要恢复党的统一领导，使军队服从于党。毛说：“地方党委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②在中国以外的人普遍认为，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回顾历史，尽管刘少奇在这次会议期间所受到的正式贬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从1966至1976年所发生的一系列抛物线状的事件就是这样，也许我们能像中国人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说的那样，更为准确地将其称为“文革十年”。然而，从“九大”开始，我们确实看到毛泽东思想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主题和新公式。
马克思与秦始皇：模棱两可的遗产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术语作为一个简便的标签来描述，从1966年开始的这段时期，还没有进一步探究它的含义。在深入分析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以前——因为这场运动在1969年以后继续展开了，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这一表达方式的正确含义。
姑且不论“伟大”这一形容词，它纯粹是为了修饰或加强语气，那么，这是“无产阶级”的吗？是“文化”的吗？是一场“革命”吗？很清楚，毛相信这三者都是名副其实的。在我看来，这三者都不真实。但是，毛为何认为它们是名符其实这一问题，正是理解他最后10年的一切思想的核心所在。
事实上，毛赋予他在1966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三种属性，其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因而它们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换言之，它既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的，又是革命的。其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不能恰当地概括它的特征。
假如我们按照通常排列的顺序来分析这三种属性，那么“无产阶级”可能首先意味着“与城市工人阶级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1966年的这场动乱绝不是无产阶级的。就像我们在下一章要指出的，在其初期和形成时期，这场运动的突击队是学生而不是工人。尽管工人中那些所谓的“造反派”后来在各种政治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介入却很少体现马克思赋予城市无产者的那种纪律性和对技术现代化的倾向性。
就稍为宽泛的意义来说，如果“文化大革命”能促进工业的发展，从而壮大工人阶级，并为无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话，也可以合法地称之为“无产阶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968年12月，毛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城市工人的子女将在农村从贫农那里接受“深刻的阶级教育”。①正如我所反复强调的，虽然毛从未停止过号召加速经济的发展，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将会带来经济与技术的奇迹，但对经济发展的后果却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
1958年8月在北戴河，毛曾呼吁要恢复延安精神，不过当时的重点集中在经济目标上。另一方面，在1969年4月召开的新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以怀旧的语气说道，很多很多的同志为夺取政权而被敌人杀害了。他接着说：多年来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②虽然毛断定，进入城市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其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却是非常模棱两可的。
即使文化大革命既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作用或也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理想，仍然在唯一一种意义上称之为“无产阶级”的，是它遵循了毛所定义的“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已提到过毛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用以观察阶级的三重构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客观的阶级出身从未被人们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作为衡量阶级属性的主耍标准的主观因素一般来说具有高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