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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毛泽东的中国化的概念，最简单、最易为大家所接受的方面，就是这段引文中最后的那句话。很显然，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非欧洲国家起作用，所用的语言就必须不仅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们的心理和条件来看，也是生动、有意义的；而不是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逐字翻译过来的莫名其妙的语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化，尽管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可少的，也只是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适应中国条件的更基本的事业的外在表现。
为了确切说明这里谈到的问题，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毛泽东说的“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的意思。按照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以及他以后多年的言行，这一断言隐含的意思可以大致清楚地说明如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阐述的。马克思的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是普遍正确的，但是这个理论从总体上来说，反映的既是它的19世纪的理论来源，也是马克思的具有欧洲特性的心理和经验。因此，当我们谈到（像斯大林和列宁以后的其他任何人一样）运用普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于中国的条件时，我们力图抓住并使之适合于我们的需要的，正是这些理论的永恒的核心。
那么，什么是那永恒的核心呢？毛泽东本人在刚引用的1938年10月的那篇报告中说：“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①1942年2月他号召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并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②这些系统性的阐述引出了两个问题。毛泽东所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的是什么？什么是这样的态度或原则（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导出的）与“方法”（他说，这种“方法”能够从吸收中国过去的珍贵遗产得到）之间的关系？
关于第一点，当前中国的解释是，毛泽东说的是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但是，如果毛泽东真的是说像这些那样广泛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诸方面，是不是能够这样说。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实际上构成的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的思想在20世纪初期被批评他的人说成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毛泽东所说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或在一切国家一切时代都绝对正确的马克思原理。而当毛泽东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过的”，他的意思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不具有高级水平的一般理论的地位，只不过是他所想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体现，完全不比斯大林或毛泽东本人对这同样的原则的运用高超一些。
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并非仅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还建议用从中国的经验里抽出来的要素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建议以之丰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殊性”，也并非仅是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共有的经济特点。这些特殊性也是如毛泽东在1938年所说，“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和已由历史经验和中国人的特质所形成的“许多珍品”。①这种观点，认为今日的中国带有过去的印记，并不值得注意。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持有列宁主义信仰的人，很早就同意，社会习俗和政治组织的形式，虽然它们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作为这些变化所引起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们本身也是历史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但是，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即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文化现实是否基本上是由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所决定，或者他所强调的“民族特点”是否为他构成一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变量。
依我来看，没有什么怀疑，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文化，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部分自主的一面。人们可能称赞他的这种态度，或者对它感到惋惜，也还有既称赞又惋惜的人，并且时常还表现得很激烈。可是，我们不能忽视他思想的这一方面，而不歪曲我们对这个人和他的思想的认识。
确切地说，这个主题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整个想象中处于多么重要的地位，已由前面引自1938年10月的报告中的非同寻常的陈述指出来了，即承继中国的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前面要求对过去的经验“给以批判地总结”的训令，并不含有同样的含意，因为其中积极的指导作用似乎取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和方法”，要在中国历史的文献中用它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认为对过去有较深刻的理解，将不仅拓宽革命者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理解，还会真正为领导革命提供手段，这样的认识却是另一回事，它在直到1938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开辟出一个没有先例的前景。
毛泽东说的能从“历史的中国”的经验中提取的这种方法的实质是什么呢？在产生它的过程中，又得从过去的什么成分中去提取呢？他没有明确地详细说明，但是在他的延安时期的著作中有些线索，他所想的是能够泛泛地限定为治国术的那一领域，①因此，在他1938年10月第一次提出中国化的思想报告的另一部分中，毛泽东涉及了正确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这在过去称为“用人行政”。他进而讨论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说了下面的话：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针。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人唯贤”这个标准。以喜怒为爱憎，阿谀逢迎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们也要不得。①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指出，由他看来尽管有些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环境内逐渐形成的，它们对于当前的共产党革命者来说，仍然是正确的。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在孔子的哲学里也找到了积极的因素。1939年毛泽东在评论陈伯达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时表示，他基本上同意陈伯达的看法，但是在批评孔子的正名学说是“唯心论的”时候，陈伯达未能指明，由认识论的观点看，它含有真理的重要成分，因为它强调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他也认为朱熹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共产党人的进行反对左、右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他说“不及”是右的东西，“过”是“左”的东西。②当然，这一类的求助于民族的过去，只是当毛泽东为了推动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对尽可能广大的舆论范围讲话时，才特别合适。可是，它们也应认真地被理解为他的思想实质的一种表现。在转向专门分析毛泽东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之前，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解释，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因为正是这个环境确定了毛泽东所认识的中国革命当时的舞台，也从而确定了这一时期合适的策略。
一般来说起自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最系统的陈述，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找到（严格地说，全文并非毛泽东本人起草，他只写了第二章，但是他愿意把它收入《毛泽东选集》，因此他对内容负责。）这一广泛论述的细节大部分超越本章的范围，但是有几点还是应该予以注意。
首先，毛泽东在这里把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的过渡放在西周初，也就是大致在公元前11世纪。有关段落如下：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