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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176页。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176—177页。
② 《毛泽东集》第1卷，第211—212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
党、军人和群众，1927—1937年
正如在本章前节谈到的，毛泽东尽管没有参与设计“党内合作集团”这种单一的组织结构，他却从1923年即开始大力执行这一安排。很明显，他能在这种环境中有效地工作，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斗争极为重视，他认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暂时还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具。
因此，毛泽东竭力把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和它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这八个月他领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这一时期，不过其立场是激进的，而决不是共产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他把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发刊社论的大部篇幅，都用来批驳广东正在“共产化”的指责。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①换句话说，目标是实行“三民主义”。
1926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分辩说，出现新右派并不是国民党左派图谋的结果，而是革命发展和国民党阶级基础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力量”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②正如我在上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时所谈到的，在1926年初，他仍相信中国的4亿人口中有3。95亿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国民党是影响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农村的群众的唯一的工具。
随着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毛泽东对这个以及其他问题的观点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他在1927年2月16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单独写的一篇报告中，比他当时公开发表的广为人知的文件更为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新见解。他把农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组织农会时期、农村革命时期和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并十分强调在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真正净化革命是不可少的。统一战线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除非先有一个“推翻封建地主的权力与威望的残酷斗争”的时期。诚然，他说在农村兴起的斗争，应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的机构开展，而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把这看成是个暂时的策略。他说群众正在向左的方向前进，并且渴望着另一场革命；共产党切不要从引导群众朝前进的方向中退下来。①总之，后来在1927年，毛泽东对蒋介石，乃至对所谓的“国民党左派”会支持农民的行动，而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已丧失一切希望。毛泽东是最先要求与这些先前的同盟者决裂，并在农村打起红旗的共产党人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22年，毛泽东几乎都是在农村的环境中度过的，亲眼看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的出现与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验标志了他早期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想的延续与完成。这还是不懈的军事斗争的20年，并达到了形成与过去彻底决裂的程度。当然，毛泽东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断断续续地打仗，并且在18岁时当过兵。1925—1927年间，他也曾洞察国民党与北方军阀内战所提供的政治机会，可是，当时要共产党人组织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并以之作为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自1927年开始，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对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渐次发展了更为精细的概念，应该把它看成作为他的思想整体的一个主要部分。然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井岗山、江西和延安时代活动的游击战策源地，不仅激励毛泽东去写有关军事的问题的著作，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他对如何组织革命领导的想法，也影响了渗透他的观点的精神。这后一点尽管很重要，但也不应夸大。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并没有像魏复古和别人所论说的那样，使他成为一个暴徒或法西斯分子，为了军事权力而喜爱赤裸裸的军事力量。不过，它无疑也确实更加强调了勇气、坚定和尚武精神，这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可看到，并且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都始终不渝。
更有持久意义的是共产党人在当时采用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以后当情况发生了变化时，还保持的组织和政治工作的模式。简言之，游击部队动员农民群众，是和共产党动员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且无论是革命精英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界定与辩明整个事业的性质的思想方式，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中国革命同俄国以及欧洲先前的革命之间的差别，当然不像前面一句话的归纳所道出的那样明显，如果撇开井冈山不谈，即使在江西也有一些小型的工业，因而也有一些工人，在1927—1949年这一整个时期，都有红军在理论上所从属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不是一个军队领导农民的问题，而是党和军队领导城乡“群众”的问题。贯串这22年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一直是党以有效的办法，作为灵魂或寄生物存在于军队的肌体内，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本身公开出现于斗争舞台上时，它也是依靠红军作后盾才得以生存，而不是依赖它的工人阶级基础的团结一致。并且，即使党和军队，没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支持，也都坚持不下去，这样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的关系，与过去所知道的都大不一样。
正如以后若干年毛泽东本人所指出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的不同点，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和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不同点还来自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远在实际取得政权以前，即对各不相同的，但常常是相当大的地区和人口实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与人民的三重关系：革命军队的关系，设法从群众“海洋”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的党”的关系，设法指导无产阶级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政府，即国中之国的关系，在政府的职能中与其控制下的全体居民在许多层次上建立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
毛泽东是最能与中国革命特有的现实协调的领袖之一，领袖与群众关系的各个不同方面，都能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来。在原则上使所有的这些关系具有活力的中心概念，就是“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从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开。尽管毛泽东只是在40年代初才从理论上对它加以全面的研究，可是关键的概念和方法却是在前15年中渐次出现的，这一时期仅仅为了要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与他们在其中工作的群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可是与人民在一起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他们之中迷失方向，放任群众自发行事，也不应对延安传统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相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扩大民主”的人。在1943年6月1日的有名的指示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他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系统化。它确实反映了他所关切的事，即政策制订者应该倾听下级的意见，并向基层的经验学习。他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意见”的指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不过最终目的还是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①换句话说，要对群众做工作，使群众自己无法详细阐述的意见化为群众的意见。这样的说法，与列宁的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注入无产阶级的观点之间，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对比。可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与列宁的领导方法却极为不同。他们各自所领导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来看看从1927年开始毛泽东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发展，首先看军队的作用。
1927年8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他的秋收起义战略，指责他过分重视军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