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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禁区。因此，美国人最根本的失败，就是放弃自己根据与自己不同的任何条件去考虑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的能力。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估计到共产党可能占上风，更不了解其原因是什么。结果，他们也不真正了解国民党政府在打败其敌人之前所必需进行的变革；或不真正了解实现这些改革所必需的时间，即使有进行改革的愿望；同时也不了解当国民党政府明显缺少这种愿望时，美国如何才能激发起这一愿望。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美国外交急件，当它们对总是“迅速恶化的形势”的权宜补救办法进行评价时，其中不知不觉表现出来的悲观绝望语调，表明了对以上所有考虑缺乏理解。这一失败导致了多年对“失去中国”的痛苦而无济于事的反责，让个别美国人对此负责，似乎中国是他们失去的。
然而，在后来的几年里，人们终于能更冷静地思考这一事件了。由于中共领袖在40年代同美国建立官方联系的各种尝试变得更广为人知，于是便出现了大量关于“会是怎样”的推测。这些尝试包括，毛泽东在1944年对迪克西使团的声明；1949年夏邀请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以及周恩来以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科恩为居间人，在同一时间对美国人所表现出的格外接近。①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任何这类表示都没作出积极反应。但是，在他们之间除了一种沟通渠道外，是否还能有任何其他举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不管怎样，存在这种更大的可能性按假定看是合乎情理的。美国的决策者及其国内舆论，由于全神贯注于苏联不断扩张的势力和出于对共产主义不能缓解的担心，在50年代初的麦卡锡时代，他们不想进行更灵活和经过选择地接近中国新政府的尝试。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也不想用过多的力量使自己置身于这一时期不断加剧的冷战的紧张状态之外。左右着当时美国外交报告和舆论的不肯妥协的反共论调，与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的中共官方声明刺耳的反美主题，是不相上下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些姿态凑在一起，表明分歧很大，需要20多年的时间才能消除。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280—288、290、293—294、327—328、476—477、489、493、552—553页；《李宗仁回忆录》，第517—528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82—383页。美国对中国的有限援助政策的分析，见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349—493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758—814页。
① 关于迪克西使团，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关于北平方面的邀请，见 托平：《两个中国之间的旅行》，第81—90页；邵玉铭：《司徒雷登与1949年 美国中共和解》，《中国季刊》第89期（1982年3月），第74—96页；《美国 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766—770、779、784—785、791页；关于周 恩来同美国外交官的接近和同英国外交官的接近：同上，第357—360、372— 373、388、389、397—399、496—498、779—780页；埃德温·W。马丁： 《周恩来外交新方针》，《外事杂志》 1981年11月号，第13—16、 32页。
第14章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正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即已显示的那样，既是1949年以前他的经验之综合，也是以后他的许多政策之母。对毛泽东的思想在他前30年的积极政治生涯中的发展，本章力图提供佐证，并且加以解释；同时也试图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在取得政权以后所出现的一切。在强调早期毛泽东头脑中最为关心的东西的同时，本章也要研究他的某些观念，它们的含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才得以充分理解。
由以前各章应已十分清楚，从1912年（当时毛泽东18岁半，在革命军中当兵半年以后又继续求学）到1949年（当时他成为统一的中国又有称号又有实权的统治者）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影响深远的不断大变革时期。在毛泽东一生的前50年中，他事实上经历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好几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代；形成他对中国诸多问题的观念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的经验，因此不仅每隔十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每年都有重大变化。使毛泽东思想与活动十分复杂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条理化和清晰明确的这一努力，采取部分地编年，部分地按题论述的方法。首先考察毛泽东从成年初期到1927年的政治思想发展，他1927年第一次投身于有独有特征的农村革命斗争。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年不论就年龄还是就经历而言，毛泽东都是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中的一员。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起，毛泽东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度过了他在政治组织和政治研究中的见习期。他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实际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之后开始的。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非常鲜明的个人特点，从整体上看，他仍具有这一群体所共有的某些属性。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过渡的一代。当然，每一代人都是“过渡的”一代，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是不同的时代。适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从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时期标志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或许再也没有同样伟大的时期了。一句话，老一辈人对中国方式的持久的优越性深信不移，并以此自慰，五四这一代人对这一点是知道的，不过他们决不可能怀有这种简单的信仰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就信奉了西化的意识形态，并终生不渝；但是大多数人则始终既深深地带着相信中国人内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带着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烙印。于是这些人就注定了在经久不变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两可的境况中过活。
毛泽东二十来岁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代零碎的资料、他自己的回忆录，以及多年以后别人的回忆录中看到。①他第一次清晰地出现于我们的视野，是大约23岁时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17年4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上。
虽然毛泽东的这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受到任何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前很久写的，但是，这篇文章展示许多后来可以见到的他的人性品质和思想线索。贯穿全篇文章的最大忧虑，也可以说是耿耿于怀的思想，就是忧虑中国会亡国。亡国，这个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普遍为中国人谈论的话题，在这篇文章的劈头几句被有力地提出来：国力疲酢Ｎ浞绮徽瘛Ｃ褡逯逵涨髑嵯浮４松蹩捎侵窒笠病！な遣桓模跚壹由酢！宀患崾担蚣分斡杏诿校亢斡杏谥略盯伲�
这样，毛泽东一笔便说出了贯穿他后来整个生涯的思想和行动的两大主旋律：爱国和尚武。但是，如果他显然在这篇文章中心怀那种可以笼统叫做爱国目标的思想，那么这个时期他的爱国思想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显然，检验的标准，是他是否认为富强的目的以任何方式与国家富强的先决条件即社会文化的革命连结在一起。其实，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关心中国命运，但对改良，更不用说革命几乎完全不感兴趣的毛泽东。
这篇文章所包含的二十余处经典引文或明显提及古典著作特定段落之处中，有12处属于儒家经典；一处属于儒家实在论者荀子，他是法家的先驱；两处属于宋代理学家、儒家经典集注家朱熹；一处属于晚明批判朱熹的思想家颜元。也有三处属于毛泽东喜爱的道家经典《庄子》。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知识范围显然很广，因为他顺便提到各代一些较小的著作家的不为人知的生平细节。（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儒家经典的12处中，竟有11处涉及《四书》的基本核心。）
然而，虽然没有明显地涉及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示意，但是，这篇文章包含许多源自中国和西方的近代非遵奉传统者的思想痕迹。首先，如上引文章劈头几句所表达的，强调武风的价值，然后总结又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①为证明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毛泽东举出许多古代英雄豪杰的实例，并引用颜元的话，颜元曾指摘朱熹“重文轻武”，以致造成违反孔子教导的有害传统。②大约在他为《新青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在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