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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34—37页；彦悉达：《经济危机与官僚资本》，《经济学周报》第4卷第6期（1947年2月6日），第9—11页。
②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5—1288 页。
政治上的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未发表，因为被新闻检查官撤下来了——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的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③士气低落是一种多变的现象，因地而异。1939年2月，有报道说湖南军人斗志低落，但是广东和广西士气高昂。1941年中，新疆人民极端冷淡，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重庆尽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为——对它轰炸了三年，却“以全民抗战的力量搏动”（用白修德的话来说）。①国民党中国士气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的腐蚀作用，以及政府改变政治和军事目标。在美国和英国的参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变得较少关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来，更多关心自己政权的未来。政府变得保守而倾向于镇压。
举例来说，国民参政会曾经是一个为赢得民众支持而设的很有希望的工具。它以拥有大量非国民党成员而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缩影。但是，1940年以后，许多参政员批评统一战线的破裂和检查与镇压的加剧。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政治效能，参政会内小政党的代表于1941年3月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这是六个在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小型政党和团体的联盟。它们典型地由知识分子组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受过外国教育，他们憎恨国民党的独裁。不管怎样，有一种广泛的思想意识在他们中间传播。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党和救国会的成员比较激进。然而，因为这些小党希望消除国民党对政府的一党控制，他们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语调讲话。可能除了宣称有大约三万名党员的中国青年党以外，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具有大批的追随者。它们本质上是观点方面有高度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聚集体。②同盟自我标榜为“第三种势力”——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国共产党——呼吁民主化、法治及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报》，在重庆出版了《民宪》杂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开设了办事处。同盟为那些两个主要政党都未参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说话。①只要国民参政会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庆就予以鼓励。但是，当参政员们吹毛求疵，甚至组成一个政党时，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气的反应。同盟纲领的出版遭到了检查官员的禁止，而它的活动不断地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当1942年政府对国民参政会进行改组时，坦率的同盟成员丧失了他们的位置，而参政员名额的重新分配，保证了国民党占压倒多数。共产党人在受挫的情况下停止出席会议。由于参政会丧失了它的民众性和独立性，其后它的评议对政府政策没有多少冲击。②在1938年3月12日孙逸仙逝世纪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风开始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得到证明，它的目标是激励群众支持政府，以及动员人民为战争出力。但是，运动的方法暴露出国民党特有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它动员群众对一个“公民公约”宣誓，其中十二条全部都是消极的——“行动不违背三民主义”，“不违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参加汉奸组织”，等等。精神总动员，像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因官僚主义的惰性而迅速失败。③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它越来越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从1939年起，当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1937—1938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查。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铅笔删削过原稿。只有在国民党权力薄弱的地区，特别是桂系（李济深、黄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龙云统治的昆明，报刊才能公开表示对中央政府的批评。①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已完全被禁止（除在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而知名的共产党人被逮捕。但是，共产党人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小政党成员，最感受到国民党政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马寅初，一位国民党员和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了政府领导人大发国难财。他于1940年12月被捕。虽然他在1942年获释，但仍被禁止发表非经济主题的著作，甚至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萨空了，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1943年被监禁在桂林。1940年夏季以后，许多加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切，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据称有些人遭到枪杀。①重庆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特别严厉。战时大部分时间（1938—1944年），教育部长是陈立夫，CC系的首领和狂热的反共分子。陈立夫借口从大学里清除讨厌的外国影响（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蔑视国故）和提高学术水准，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他的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生读选修课的机会。②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组成），受惠于它非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的压力。陈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密者。③国民党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国民党秘密警察和三青团外，就是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蒋介石的一个最忠诚的支持者戴笠将军为首的这个秘密机构，从1935年的1700名特务扩大到战争结束时的4—5万人。戴笠的职责包括军事情报，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①不过他的特务们也保持对平民的监视，并管理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政治监狱——至少10个——从那里传出关于严刑拷打的可怕传闻，无疑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监狱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积极响应思想灌输的同狱犯人通常一年后获释，但有些则被处死。戴笠承认在1935年至1945年间有130次处决，尽管批评者暗示数字要大得多。②在国民党中国，戴笠的组织最令人恐怖。
到1944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农村地区动乱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1940年和1941年，那里庄稼歉收，而1942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籽。有些农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 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