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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见第10表）。
表10 按战前价格计算的纸币发行值，1937—1945年（总额和价值以100万元为单位）
*此为每年12月份的数字，1937年和1945年的指定月份除外。
资料来源：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第304页。
虽然法币数量的增加曾经是，也许始终是助长通货膨胀进程的基本力量，但非金融性的因素加速了价格上涨。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货币信用跌落。对机器、金属、电力设备、化学品和燃料等生产资料的急迫需求以及它们的供应短缺，使它们处于价格上涨的前锋地位。例如，金属和金属制品的价格在战争的头两年间上涨了6。8倍，而总物价指数仅翻了一番。大多数生产资料不得不进口，而日本对国民党地区强制实行经济封锁加深了这种短缺。
日本人于1937年9月实施的封锁起初并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紧。1938年10月广州和汉口陷落后，进口品价格猛涨72％；1939年下半年广西南宁这一关键性的供应环节丧失后，进口品价格又翻了一番。从1941年12月起，日本对英美的战事迅速使上海、香港和滇缅公路不再成为供应来源。进口品的涓涓细流继续从苏联经过甘肃和新疆的漫长陆路流入，费用浩大；而飞越驼峰的空中补给线变得日益重要。即使如此，到1944年，中国进口品还是落到仅为战前水平的6％。
在1937—1939年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普通中国人未受到其最坏的影响，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与生产资料相比要慢些。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和缓——在重庆仅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国民党地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15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例如衣服的价格到1939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
但是，1940年食品价格开始暴涨，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刺激了整个通货膨胀的进程。这一变化最初起因于歉收。1940年农业产量比1939年下降10％，而翌年又下降了13％。1941年7月政府又开始田赋征实而不收现金。这意味着到达自由市场的粮食更少，这样进一步搅乱了供需之间的平衡。
通货膨胀还有非金融性的其他原因。国内工业生产普遍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布匹、药品、纸张和电灯泡等货品原来大多在沿海城市生产，现在这些城市已丢给日本人。战争期间，许多面向消费者的小型工厂在内地建立起来了，但它们只能满足一小部分需求。来自日本占领区的输入品，成了消费品的一宗重要来源。起初，国民党人和日本人双方都禁止这种贸易。然而，在1939年7月，随着消费者需求无情地增长，除少数紧缺物资外，重庆政府让所有其他物资的贸易合法化。确实，在1943年，它甚至设立了一个官方机构，由强有力的军事秘密警察首脑戴笠将军指挥，从事并增进与敌占区的货物贸易；不过，无论这种贸易，还是本地的生产均不能满足市场。就日本人而言，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都宣布这种贸易为非法，但他们也企图参与。①从1940年起，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的非金融性原因大概不是商品短缺，而是公众对货币缺乏信任。1937—1939年，有一种强烈的储存法币的倾向，尤其是在农村民众中间。这种储存是乡村中对货币收入通常短缺的一种反应，它缓冲了通货膨胀的冲击，因为它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缓解了对难以得到的消费品的需求。但是，随着1940年夏季稻谷歉收，农夫们开始储存粮食，而不储存货币。投机商预计将来价格上涨，也买进并囤积大量粮食。 1940年和 1941年，重庆的食品价格随之暴涨了将近 1400％。其结果是工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并领到这些工资，这导致消费者开支激增，而它又导致进一步储存货物。于是，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开始了，直到1949年以后才得到有效的制止。
起初，国民党当局以出售公债和外汇储备来避免印发大量新钞票。不久那两种替换物都枯竭了。与开辟新税源或紧缩开支控制预算赤字相比，印制新币毕竟容易得多。再则，当局不考虑经济学家们有关通货膨胀危险的警告，争辩说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它不会成为一种严重的危险。只是在1940年和1941年价格开始暴涨后，他们才逐步觉察到如果要避免因货币贬值而断送全部战争的努力，他们就必须增加岁入，削减支出。
1941—1942年，政府开始认真寻求新的税收来源。所得税扩大了；对运输中的货物征收一种所谓消费税——其实就是恢复旧的令人痛恨的厘金；而且盐税增加了，成为政府税收中最有成效的税种。另一项增税计划是1942年制定的，对盐、糖、烟草和火柴的销售实行国家专卖。这几种措施仅仅是勉强有利。所得税和超额利润税几乎完全行不通，部分由于故意逃税。消费税虽然有利，但对贸易造成许多障碍，于1945年被废止。所有这些征税计划都不解决问题，这由下列明显事实可以看出，税收所得还不到政府战时现金支出的17％。
最为深远的财政改革是田赋征实。自1928年以来，农业土地税曾由地方政府以货币征收。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公开的市场上为其庞大的军队购买米谷。但是，随着米价暴涨——1941年6月平均价格高出战争前夕20倍以上——维持军队的费用已变得难以支持。因此，自1941年7月开始，中央政府从各省接管了田赋的征收。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货币课税（在非产米区按小麦和大麦等其他粮食；在罕见的情况下征收棉花）。然而，这样征收的粮食仍然满足不了军队和公务员的需要。因此在1942年7月政府着手实施粮食的“征购”（在1943年7月改为“征借”）。这就是说，纳税人现在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输送的不仅有土地税，而且还有大体相当的粮食，纳税人对后者以后将得到补偿。
通过这些措施，中央政府获得了有保障的食粮来源。它不必再以法币在公开的市场上购买昂贵的稻米。这减少了印制新钞票的压力之一。然而，这种粮食税极易被侵吞。这种侵吞使农民深为不满，也促成政府道德上败坏。张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观的政府高级官员，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田赋征实的）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为军队获取低价食品的眼前利益。”①尽管政府在开发新税源方面并非明显地成功，但它确实果断地限制了开支。在1940年，政府认识到放手鼓励经济增长正在产生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通货膨胀倾向，它收缩了信贷政策，并削减工业和交通的发展。然而，最重大的节约是限定士兵和政府官员的工薪。政府认识到只有印制巨额的追加货币，政府雇员的工薪才能保持与上涨的物价同步，因此直到1944年政府实质上未增加工薪。官员们工薪的票面购买力，在1937年与1944年间下降了约85％，而士兵们则下降了约94％。当然，官员们事实上部分通过食品和住房补贴得到资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从兼职获取兼薪以维持生计。还必须承认，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地区和人口两者都比战前小得多。无论如何，按不变价格计算，每年政府的开支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是下降的。虽然不可能精确，1944年政府实际的现金支出已经下降到它战前支出的1/4以下。政府是在挨饿。
政府靠压低其雇员的薪俸来节约开支，是否明智尚难断言。低薪金迫使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参与侵吞，通过与占领区未经批准的贸易形式而自肥，或者谋取损害政府工作效率的兼职。反之，假使政府让士兵们和官员们的工薪与正在上升的生活费用挂钩，那末政府赤字必将大量增加，从而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压低政府支出的手段，是裁减军队和官僚的规模。这将会紧缩开支，并可能增进效率。但是，出于政治原因，这种措施未能采纳。
在1942—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就金融方面而论，政府发行了空前数额的新钞票，以满足一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1945年1月与8月之间，流通的法币总额增至三倍。增加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