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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53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300页；藤原彰：《日本陆军的作用》，载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第191页。
① 蒋介石：《抗战建国》，第108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第142页。
③ 即皖南事变——译者。
④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30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5页；L。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第71—72页。
① 史迈士致国务院：《1940年在中国的和有关中国的重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进展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662，1941年1月29日，第7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3—204页；白修德与贾安娜：《中国雷鸣》，第62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第40—82页。
② 中国官方关于战时伤亡的数字为3211419人，包括死亡1329958人，《中华志，1950年》，第182页。
③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9，不过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国民党军队的精确数字。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27页记载，军队从1940年的250万人增加到1941年近450万人。《中华志，1937—1943年》提出了一个600万的数字。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5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2—113页。
② 应为“民族革命同志会”——译者。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云南与重庆》，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第329—355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83—131页。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4页。
② 参看本章《政治上的虚弱》一节。
③ 战争结束时伪军人数达到近100万，因为有许多部队是在占领区征募的。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84—292页。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33页，引用材料时有删节；并见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
② 即陆军大学——译者。
③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55—58、81—89、145—152页。
④ 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第29卷第4期（1970年8月），第844—847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84—185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167页。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49页。
② 米尔顿·E。迈尔斯：《另一种战争》，第348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369—370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3—37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0，1943年8月14日，附件第2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与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22/1144，1944年7月1日，第2—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7页；蒋梦麟：《新潮》，《传纪文学》第11卷第2期（1967年8月），第90页。
①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页。
②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36页；又见《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月—10月），第113页。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65、243页；又见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国务院档案，89322/47，1942年9月14日函，附件第2页；和高斯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美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太平洋战争/3559，1943年11月5日，函内附件第4—5页。
②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6—138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附件第3页；赖斯致高思：《在兰州观察到的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2，1943年12月4日，第1—2页。
③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45页。
④ 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年》，第60页。
⑤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5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关于军队的医药条件，见莱尔·斯蒂芬森·鲍威尔：《战时中国的一个军医》；罗伯特·吉伦·史密斯：《美国卫生部设法改进中国陆军卫生署效能的史实，1941—1945年》；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9—140页；斯思明（音）：《中国的卫生问题》，第44页。
② 罗兹·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国战争中的三年日记》，第236页。
③ 法默：《上海成果》，第137页；多思在《中日战争，1937—1949年》第65页中写道：“中国人通常开枪打死他们自己的重伤员，作为一种仁慈行为，因为‘他们横竖只有死’。”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3页，附件第5页。
外国军事援助
中国军队不完全是单独作战，朋友们的援助——或者缺乏这种援助——对国民党人抗日斗争的性质有重大影响。从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对外国的援助和调停寄予巨大的希望。西方民主国家确实同情中国抗击彻头彻尾的侵略行径，但它们的同情转化为物质援助毕竟太慢。相反，倒是苏维埃俄国成了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尽管莫斯科与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了10年，两国政府对遏止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却具有共同利益。因此，甚至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俄国人对国民党人的政策就已经变得温和了。他们曾经鼓励第二次统一战线。西安事变期间，他们劝告安全释放蒋介石。而且早在1937年9月——没有等到缔结一项正式的援助协议——他们就开始发送物资给国民党人。1937—1939年期间，苏联供应总数大约为1000架飞机，2000名“志愿”飞行员，500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大炮、军需品和石油。这些是根据总额为2。5亿美元的三项中期低息（3％）贷款提供的。这些源源不断的援助，到1939年9月欧洲战争开始以后才减少。但是，苏联的援助一直延续到1941年希特勒军队开进俄国。意味深长的是，实际上俄国援助没有一项是输送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按照中国驻俄国大使蒋廷黻的说法，“莫斯科对在中国激起反对日本比传播共产主义更感兴趣”。①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请求援助反应比较迟钝，并且态度暧昧。战争第一年，法国提供了一笔500万美元的小额贷款，以建筑一条从印度支那边境到广西南宁的铁路。美国用全部买进价值为1。57亿美元的中国白银的方法来支持中国的法币储备，从而支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但是，直到1938年12月，战事爆发将近一年半之后，美国和英国才分别同意总数为2500万美元和50万英镑（合200万美元）两笔为数不大的对华贷款。而且，美国和英国害怕疏远日本，特别禁止中国人使用这些借款购买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从1940年开始，西方的援助逐步增长。美国允诺的贷款1940年为4500万美元，1941年前期为1亿美元。1941年后期，美国按照新近的租借法案条款，开始也向中国发送军械和其他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