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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的观点，这种有利的发展完全不是预先注定的。1935年共产国际大会③提出的人民阵线，在1935—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理想多于现实，主要是因为美、英不愿意把自己与苏联拴在一起，后者可能会把它们卷入对法西斯国家的过早冲突。此外，苏联自身的力量被斯大林的清洗所削弱。例如，就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同僚，一些最高的军事指挥官，遭到枪决。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德国比其他各国更有潜力援助中国。因为德国同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关系都好，所以在战争初期，中国人希望德国能施加压力，以节制日本的军事行动。①相比之下，一开始不可能依靠美、英。这两国仍深受消极主义和孤立主义情感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本身并不转变为有效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戏剧般地突然发生了变化。1937年底到1938年初，美、英、苏三国合作采取重大步骤以遏制日本，而最能援助中国的德国却转而更靠拢日本，中日战争使世界主要强国重新组合。首先，它导致苏联与英美二强互相更关注对方，如果可能的话，联合作出反应以抑制日本。苏联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主动。尽管斯大林不愿与中国建立可能激怒日本的纯粹的双边关系，然而他却同意向中国提供飞机和坦克，只要蒋介石保证不用它们反对苏维埃（这是1937年8月两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大意。）但这只是援助中国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苏联的外交官们渴望通过苏联1934年参加的国际联盟进行工作，并向美、英和其他国家靠拢，对日本实行联合制裁。②苏联期待华盛顿会议签约国聚会，并派一名代表参加 1937年 11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这是苏联首次参加涉及远东的国际会议。
尽管布鲁塞尔会议并未产生苏联所期望的国际决议和承诺，但它清楚地标志一个要点，就是苏联同美、英一道寻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支持中国，以“加强国际安全”，像莫斯科杂志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塞尔的微小成果——代表们仅仅反复阐述列强的愿望是找到一个与1922年的九国公约相容的解决办法而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并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该会议清楚地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因此是与罗斯福总统1937年10月的检疫讲话①一致的。在那次讲活中，罗斯福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孤立世界上的侵略势力。到1937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
中国的唯一挫折，也是日本主要的成就，是德国决定承认满洲国。到1937年底，希特勒已决定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创造一个扩大的和经济上更有生命力的帝国，为最终对苏联的“圣战”做准备。但是有必要通过与日本缔约使英国在亚洲起不了作用，就像柏林罗马轴心会在欧洲遏制英国一样。德国想要得到日本的合作，就必须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承认满洲国。希特勒愿意采取这些极端步骤，因为他预料要同英国摊牌，也因为有人使他相信，由于他对日本的援助，中国注定要输掉那场战争。这场赌博将使德国付出巨大的代价。
1938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已表明关心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很谨慎，也有迹象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正如美国海军的罗亚尔·E。英格索尔舰长于1938年1月去伦敦就对日联合战略同英国交换信息时所显示的那样。②重庆现已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中日战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与它们的全球政策相适应。满洲危机曾动员列强维护它们被迫放弃的现行国际关系框架，而这一次西方列强决心反对日本，可能还有德国重新确定世界事务格局的企图。在正在形成的组织反对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国将扮演主要角色。这个正在出现的同盟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由苏联倡导的较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延续。另一部分是闲置数年后复苏的英美合作计划。二者均计划遏制法西斯国家，特别是日本。但它们有不同的内涵。人民阵线范围较广，英美联盟较狭。从意识形态上讲，前者尽管已大为淡化，但仍保留左翼的内涵，而后者则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宗旨。当时并不清楚这两种有显著差异的结盟是否真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但无论怎样，中国都能与这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中国是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它能被英美民主联盟接受为一名，不妨说，光荣的成员。至少在亚洲的环境中，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表现出战时所能期望的民主。当时尽管很少有人声称中国正在为民主而战，但是十分明显，中国人民正拒绝屈服于犯下像“南京暴行”那样的抢劫和屠杀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整个1938年，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
对中国不幸的是，由于欧洲形势的发展，刚诞生的全球反日联盟在1938和1939年经历了附加的变化。在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人民阵线和英美联盟并存的，还有第三种旨在稳定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事务的方案。这就是绥靖政策，它是苏联倡导的人民阵线，和美、英的专求民主结合的代替品，尽管事实上三者同时都在进行。准确地说，绥靖是一种努力，要恢复某种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国际主义，①防止世界陷入无望的分裂之中。虽然人们清醒地认识到1919年后的国际主义框架根本不可能恢复，但对于这个方案的倡导者来说，努力结束20世纪30年代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分裂，并重建一个全球相互依赖的机制，至少是可能的。正如经济力量曾经是20世纪20年代国际主义的基础一样，它们同样被看成这种新企图的关键。国际紧张的根源表现为经济上的，因此，如果想使世界重新保持稳定，就必须重新建立对所有国家，甚至包括德、日、意在内的工业化、贸易和经济增长都有利的形势。这就是绥靖与其他方案的主要差别。只有所有主要国家为了经济重新统一而联合在一起，绥靖才有意义。法西斯强国必须被纳入这一方案；事实上这是对绥靖外交的辩护。当然，这假定德、日、意对冲突的经济根源同样感到忧虑，而且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为建立更好的国际秩序而努力。
这种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有过，但并未大力推行；西方国家也曾采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第一次在这十年中再努力一次的时机似乎成熟了。在大多数国家中，工业总产值已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但世界贸易额仍不足萧条前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