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恼拢⒁浴兑鞍俸匣ā肺夥⒈碓凇督夥湃毡ā飞稀6×嵝戳艘黄湍钊烁九诘奈恼潞鸵桓龉适隆对谝皆褐小罚影哺九拿吮尽O艟芸旄哦缘车母呒陡刹刻岢黾馊竦呐馈"儆谑牵影参难Ы缧矶嘀斗肿拥敝械幕炻液筒宦纬闪艘恢智痹诘谋ㄐ跃置妫坏貌还系丶右源怼S纱说贾铝�1942的5月2日延安座谈会的召开。
毛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引言(在5月2日)和长篇的结论(5月23日)。在引导性的发言中,毛面对大约200名作家和艺术家听众,毫不含糊地用下面的话阐明了座谈会的宗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②带着这个讲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目的,毛在后面接着抨击了延安作家所作所为中的一些错误倾向。他举出四个问题,全部指向这些不服管束的作家,“阶级立场”、“态度”、“对象”和“学习”。总的主题是十分清楚的。有些延安的“同志们”未能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当他们继续热衷于“暴露”,而不是“歌颂”新的革命现实的时候,他们没意识到根据地的根本不同的形势。他们坚持这一错误的道路,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他们的对象已经改变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换句话讲,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根据地的新接受者,是由“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组成的。为了改变他们的错误观念和行为,作家和艺术家们必须认真投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当然,还有毛泽东的理论。
在结论中,毛又回到这些问题,详细分析了它们的细节,并且在有些情况下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在说明他的观点时,毛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重要遗产——五四的传统及其在20世纪30年代的延续,进行了含蓄然而是破坏性的批评。
在整风运动中,五四文学的两个特征——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由肯定的价值变成了否定的价值,因为从毛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些浪漫的特色已经走到了最糟糕的极端,自高自大、优越感和全然漠视群众。爱和人道主义的观念,是20世纪20年代浪漫气质的中心,被毛挑出来加以具体地驳斥说:“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①这一类对爱和人道主义的阶级分析,曾由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在批评梁实秋时提出过。毛泽东将其纳入他的《讲话》,并把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变为官方的信条。虽然他称赞30年代左翼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动”作家的立场,但是他对其成就的评价并不慷慨。在毛看来,即使就其成就的顶点而言(如鲁迅的讽刺性杂文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小说),30年代的文学只不过表达了个别左翼作家的道德上的义愤。它在暴露旧社会的丑恶方面发挥了“批判”作用。在热烈颂扬体现这种批判精神的鲁迅时,毛还论证说——尽管是含蓄地——“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们已经起了他们的作用。但是,“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延安新的革命环境中,“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②事实上,这等于指责鲁迅的所有模仿者,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风格上,并实际宣告鲁迅的——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时代已成过去。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它将体现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彻底决裂。从本质上说,这种文学应该是属于人民以及为人民的积极的文学;换句话讲,它在内容上应该清楚地以工农兵为中心,而且在有资格教育群众以前,必须满足群众的需要。五四时期以来的优先次序,现在颠倒过来了,原先是作者的个性和想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并传递给逢迎的读者;而现在是工农兵读者提供革命文学的主题,并指导作者的创作。
毛泽东决意选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延安座谈会上“问题的关键”——来系统阐述以接受对象为取向的文艺观点。毛敦促延安的作家们“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并且通过与工农兵大众同住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除提出这条适用于全体干部的实用主义的建议以外,毛还试图进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王国。他的“理论上的”论点,是作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矛盾辩证地提出的,普及之于提高、动机之于效果、政治标准之于艺术标准、政治内容之于艺术形式。在要求“政治和艺术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①——这是一个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会衷心同意的目标——时,毛只讲清了这些辩证的极性中政治上的一面,而对美学上的一面则未加说明,大概让作家和艺术家自己去解决吧。
作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延安讲话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留下更多的空白。可以想象,对如何解释这个新的正统的准则,以及如何填补它的空白,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然而,裁决者的角色是由党的文学方面的官僚们充当的,有创造力的作家对他们的观点和批评抱反感。正是这些文学方面的官僚——陈伯达、艾思奇,特别是周扬,以执行毛的理论指示的名义实施“文学控制”,并且把“党的路线”强加给有创造力的作家。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和清洗;在运动和清洗中,许多作家——王实味、丁玲、萧军、胡风、冯雪峰——成为党的纪律的受害者。②文学方面的官僚们正确地强调了毛泽东《讲话》的政治势头,因为毛确实认定,在他提出的辩证的极性中政治因素最终支配艺术因素。例如,关于普及之于提高这个重要的问题,毛总结说,“在目前条件下”,前者的“任务更为迫切”。他还重申,“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并说一篇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效果,比作者原来的“动机”更为重要,但严格的美学方面的问题却几乎没有触及。例如,在“民族形式”之争期间曾激烈辩论过的问题,即现有的传统民间艺术是否含有过多的“封建”成分,毛对此采取了规避的方法。可能新的内容有待灌输,但灌到什么样的“通俗形式”中去呢?那种广泛采用的“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也是成问题的,尤其是应用于京剧这样的形式时。如何在更加复杂深刻的层次上,区分革命文学与革命宣传品的文学技巧和文学质量的论点,在延安讲话中几乎没有分析。也许出于对30年代着重暴露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感,毛明白表示新的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①这个含糊的概括,有点像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初步重新陈述。毛事实上把他的这种新文学称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进一步显示了他借鉴苏联的样本。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重点像苏联一样,当然是放在“社会主义”上,而不是放在“现实主义”上——颂扬典型人物和理想人物,并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层次上描写现实。但是,毛似乎否定了他早些时候废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调头”的指令。尽管他清楚地受到“党性”、“意识形态”和“人民性”②等大家熟悉的苏维埃概念的影响,但他并不公开承�